征途实录：启航1926 第58节（3 / 4）
“我个人的认知是，在1976年文革失败之后，随着改革开放，我党和政权的性质就逐渐转变，逐渐成为了一个以民族工业官僚作为上层建筑的社会，而不是原来设想的由底层人民自己拥有的国家。”
主席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他又询问了李思华几个尖锐的问题，李思华回答得很艰难，坦白说，太多的问题，是没有答案的。
两人关于未来历史的讨论，又持续了两三天，终于话题转向了当下和近期的未来，毕竟，在这个时空，他们还要走出自己的革命路线。
李思华早有准备，她准备了多个方面的重大问题，准备与主席讨论，这可谓是“定国策”，他们对于这些问题可以达成的共识，必将影响未来百年中国的走向。
这些方面，准备由宏观到微观、由路线到执行地进行讨论。主要包括历史文明、政体、政党、军事、政治制度、地缘战略、资源战略、城市布局与首都、货币与资本、产业建构、教育与就业、宗教信仰、民族问题、法律与司法、宣传与舆论，以及未来的“新三座大山”。
今天讨论第一个问题，即历史与文明。
这个问题，其实是定义“我是谁”和“我从哪里来”，定义了这个，才能往下推演，这是从哲学的高度出发，先知我、明我、知非我，方有立足地。
对于李思华先将历史和文明提高到如此重要的地步，这正对了主席的喜好。他很感兴趣，请李思华继续阐述。李思华捋了捋头发，开始总结：
“中华民族是一个原生民族，与西方非常不同。有历史学家总结，说我们是“一万年文明史，五千年国家史”，窃以为这个总结非常到位。”
“我们的文明发祥很早，在四千多年前的夏朝以前，还有悠久的部族文明史，只是当时没有文字（6000年前才有文字雏形），所以未能有记载，今天能发现的，不过是考古中的寥寥残余而已，不过不能否认这段历史。”
“从已知的信息来看，古代部族，文明传承和积累，靠的是“巫”，他们并不是神神叨叨的巫师，而是部族中最优秀、知识最强的人，他们主要为部族解决4个方面的问题，解释、食物、气象和治病。主席，我自己觉得，这就是最早的文化人了，不过他们对部族的重要性，可是远远比后来的文化人要高得多。”主席点点头，他听得很有滋味。
“当时愚昧，很多自然现象普通人是搞不懂的，就靠巫来解释；而巫以其知识传承，指点着部族获取可用的食物；根据经验判断天气变化，这对于部族狩猎或者原始农业非常重要；而治病，更是巫因为知识传承而垄断的高度技巧。这样的一个时代，通过一代又一代的巫，知识积累逐渐增加，对自然的利用水平逐渐提高，部分部族逐渐因此强大。”
“当知识不再是由少数巫掌握，而是一个统治阶层能够共同掌握的时候，巫就开始退潮，取而代之的是贵族，夏朝的诞生，应该就是这种贵族阶层对巫阶层的替代，而贵族阶层崛起后，国家就诞生了。”
“国家诞生的初期形态，是封建，其实就是领主制，最上层的“王”其实就是最大最强的领主，但他无法完全控制其它领主，所以只能用“羁縻”的方法，通过承认治下各领主对其领地的统治权，获得他们承认“王”对“天下”名义上的统治权和纳贡称臣。”
主席非常敏锐，立即接话说：“你的意思，是认为马恩理论中的封建制度，其实是我们两千年的体制？”
李思华笑了笑，说道：
“是的，这种领主制，其实就是西方在工业革命前的体制，所以他们在体制上是落后了我们二千年，他们从一百多年前，才从封建领主制中走出来，变革到了资本主义社会。”
“秦朝消灭六国，统一天下，开始实施郡县制度，这意味着领主制的结束。虽然其后还有反复，但从秦朝开始的历代王朝，主流都是郡县制。在郡县这一方面，其实西方现代采用的，是同样的制度。”
“郡县制一直流行到现在，有同志认为蒋介石政府是一个资本主义政府，其实不然，他们哪里算得上是资本主义呢？还是王朝历史上郡县的那一套。”
“如果我们建立了新中国，那么将迎来一种什么样的体制呢？我个人认为，如果我们革命的根本目标达到了，那将是一种民治社会，人民治理国家。”
“如果还是像我来之前的历史，那就是一种官民社会，官僚阶层统治普通民众的社会。由于我党前几十年的影响，商人或者资本家，并不是上层建筑的主流，而是工业官僚，通过国企成为主要的上层建筑。”
“所以，现在我们僵化地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将历史上社会的演进，分成所谓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对于我们自己国家来说，非常荒谬和勉强，这是欧洲的历史，不是我们的。”
“我个人认为，中国历史到现在，如果要分得清楚的话，那就是4个阶段，部族、封建、皇绅和民治（官民）。”
“时间上，夏王朝以前的阶段，是部族社会；夏王朝到秦朝以前，是封建社会；秦朝到民国，是皇绅社会，即皇权与绅权二元分立的时代，皇权不下乡，限制在城镇；乡村，则是由乡绅控制。而未来，就是我刚才所述的或者民治，或者官民。”
“这样分类的意义，并不只是一种理论上、学术上的探讨，它的意义要重要得多，这是对以我为主的历史和文明的话语权和解释权的根本定位。我们自己不去解释历史，就会有别有用心的人去解释，就会有西方随意地解释我们的历史和文明，随意贬低或歪曲。”
主席已经坐不住，他站了起来，点燃了一颗烟，吸了两口，沉思片刻，他认识到这是一个他忽略的问题，简单地跟随了马克思的说法，其实马克思也说过他的分类，可能不适用于亚细亚社会。他注意到李思华，赶忙要掐掉烟，李思华笑着阻止了主席，主席要是不抽烟，那还是主席吗？
李思华继续阐述：
“我觉得中国文明的大幸，是文明没有中断过，从商朝发明甲骨文以来，一直不断地有历史记载，让我们至少对三千多年的历史发展，基本是非常清楚的。这使得从古到今，各种思想的源流，其接替性非常明显。”
“在春秋战国时期，对于王霸、礼法、义利、天人、志功、善恶等的辩证，就不断发展和完善。”
“例如王霸，王道重视人心向背，认为符合大众的意愿，就像顺水行舟，能够得道多助，更能成功；霸道则相信硬实力，力量胜过才能成功。其后虽然王霸兼而用之，但实际上，王道还是占了上风，因为霸道一旦失败，往往结局太过惨烈。重视王道，就赋予了中国后世不太侵略他国的民族性格，但从结果看，是有利有弊。” ↑返回顶部↑
主席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他又询问了李思华几个尖锐的问题，李思华回答得很艰难，坦白说，太多的问题，是没有答案的。
两人关于未来历史的讨论，又持续了两三天，终于话题转向了当下和近期的未来，毕竟，在这个时空，他们还要走出自己的革命路线。
李思华早有准备，她准备了多个方面的重大问题，准备与主席讨论，这可谓是“定国策”，他们对于这些问题可以达成的共识，必将影响未来百年中国的走向。
这些方面，准备由宏观到微观、由路线到执行地进行讨论。主要包括历史文明、政体、政党、军事、政治制度、地缘战略、资源战略、城市布局与首都、货币与资本、产业建构、教育与就业、宗教信仰、民族问题、法律与司法、宣传与舆论，以及未来的“新三座大山”。
今天讨论第一个问题，即历史与文明。
这个问题，其实是定义“我是谁”和“我从哪里来”，定义了这个，才能往下推演，这是从哲学的高度出发，先知我、明我、知非我，方有立足地。
对于李思华先将历史和文明提高到如此重要的地步，这正对了主席的喜好。他很感兴趣，请李思华继续阐述。李思华捋了捋头发，开始总结：
“中华民族是一个原生民族，与西方非常不同。有历史学家总结，说我们是“一万年文明史，五千年国家史”，窃以为这个总结非常到位。”
“我们的文明发祥很早，在四千多年前的夏朝以前，还有悠久的部族文明史，只是当时没有文字（6000年前才有文字雏形），所以未能有记载，今天能发现的，不过是考古中的寥寥残余而已，不过不能否认这段历史。”
“从已知的信息来看，古代部族，文明传承和积累，靠的是“巫”，他们并不是神神叨叨的巫师，而是部族中最优秀、知识最强的人，他们主要为部族解决4个方面的问题，解释、食物、气象和治病。主席，我自己觉得，这就是最早的文化人了，不过他们对部族的重要性，可是远远比后来的文化人要高得多。”主席点点头，他听得很有滋味。
“当时愚昧，很多自然现象普通人是搞不懂的，就靠巫来解释；而巫以其知识传承，指点着部族获取可用的食物；根据经验判断天气变化，这对于部族狩猎或者原始农业非常重要；而治病，更是巫因为知识传承而垄断的高度技巧。这样的一个时代，通过一代又一代的巫，知识积累逐渐增加，对自然的利用水平逐渐提高，部分部族逐渐因此强大。”
“当知识不再是由少数巫掌握，而是一个统治阶层能够共同掌握的时候，巫就开始退潮，取而代之的是贵族，夏朝的诞生，应该就是这种贵族阶层对巫阶层的替代，而贵族阶层崛起后，国家就诞生了。”
“国家诞生的初期形态，是封建，其实就是领主制，最上层的“王”其实就是最大最强的领主，但他无法完全控制其它领主，所以只能用“羁縻”的方法，通过承认治下各领主对其领地的统治权，获得他们承认“王”对“天下”名义上的统治权和纳贡称臣。”
主席非常敏锐，立即接话说：“你的意思，是认为马恩理论中的封建制度，其实是我们两千年的体制？”
李思华笑了笑，说道：
“是的，这种领主制，其实就是西方在工业革命前的体制，所以他们在体制上是落后了我们二千年，他们从一百多年前，才从封建领主制中走出来，变革到了资本主义社会。”
“秦朝消灭六国，统一天下，开始实施郡县制度，这意味着领主制的结束。虽然其后还有反复，但从秦朝开始的历代王朝，主流都是郡县制。在郡县这一方面，其实西方现代采用的，是同样的制度。”
“郡县制一直流行到现在，有同志认为蒋介石政府是一个资本主义政府，其实不然，他们哪里算得上是资本主义呢？还是王朝历史上郡县的那一套。”
“如果我们建立了新中国，那么将迎来一种什么样的体制呢？我个人认为，如果我们革命的根本目标达到了，那将是一种民治社会，人民治理国家。”
“如果还是像我来之前的历史，那就是一种官民社会，官僚阶层统治普通民众的社会。由于我党前几十年的影响，商人或者资本家，并不是上层建筑的主流，而是工业官僚，通过国企成为主要的上层建筑。”
“所以，现在我们僵化地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将历史上社会的演进，分成所谓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对于我们自己国家来说，非常荒谬和勉强，这是欧洲的历史，不是我们的。”
“我个人认为，中国历史到现在，如果要分得清楚的话，那就是4个阶段，部族、封建、皇绅和民治（官民）。”
“时间上，夏王朝以前的阶段，是部族社会；夏王朝到秦朝以前，是封建社会；秦朝到民国，是皇绅社会，即皇权与绅权二元分立的时代，皇权不下乡，限制在城镇；乡村，则是由乡绅控制。而未来，就是我刚才所述的或者民治，或者官民。”
“这样分类的意义，并不只是一种理论上、学术上的探讨，它的意义要重要得多，这是对以我为主的历史和文明的话语权和解释权的根本定位。我们自己不去解释历史，就会有别有用心的人去解释，就会有西方随意地解释我们的历史和文明，随意贬低或歪曲。”
主席已经坐不住，他站了起来，点燃了一颗烟，吸了两口，沉思片刻，他认识到这是一个他忽略的问题，简单地跟随了马克思的说法，其实马克思也说过他的分类，可能不适用于亚细亚社会。他注意到李思华，赶忙要掐掉烟，李思华笑着阻止了主席，主席要是不抽烟，那还是主席吗？
李思华继续阐述：
“我觉得中国文明的大幸，是文明没有中断过，从商朝发明甲骨文以来，一直不断地有历史记载，让我们至少对三千多年的历史发展，基本是非常清楚的。这使得从古到今，各种思想的源流，其接替性非常明显。”
“在春秋战国时期，对于王霸、礼法、义利、天人、志功、善恶等的辩证，就不断发展和完善。”
“例如王霸，王道重视人心向背，认为符合大众的意愿，就像顺水行舟，能够得道多助，更能成功；霸道则相信硬实力，力量胜过才能成功。其后虽然王霸兼而用之，但实际上，王道还是占了上风，因为霸道一旦失败，往往结局太过惨烈。重视王道，就赋予了中国后世不太侵略他国的民族性格，但从结果看，是有利有弊。”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