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途实录：启航1926 第47节（3 / 4）
所以现在的滇缅公路，级别就比历史上好很多，这是一条几乎20米宽的大道。沿途都大致达到了后世二级公路的水准。所有的路基，都开挖填埋混泥土砂石，表面覆盖渣灰，足以承载此时的重型坦克行驶。各油田所产沥青，正在部分路面上使用，未来整个滇缅公路，会变成一条全沥青路面的公路。
第79章 工业之难与改善
1934年毕业的第二批工业技术学校的学员，人数达到了14万，其中5万由美国归国，而其余9万是在海南本地培养。还是在海南留了2万，其余的12万，全部分配到缅甸各工业基地，以及部门工厂。
这让李思华感觉松了一口气，加上一届的10万毕业生，现在缅甸，已经有22万经过3年制教育的初级技术人员了，再加上当初从缅甸调遣的10万熟练技工。这就撑起了目前缅甸所有重要的工业项目的初级技术服务需求。
不过显然这些毕业生的水平还是有限的，所以在1933年接收第一批毕业生后，从海南根据地开始，每个大工业区或者一些工厂合作起来，都开设了工业进修学校，以及工业夜校等教育培训机构。李思华的意图是，再经过3年的实践加教育培训，培养出一批相当于前世实用型的工业领域的大专生，能够胜任工程师的职位。
有一点比较好，就是所有的学生，已经适应了这样一种思想，那就是终生教育，而不是学了一门手艺，足够吃饭了就行。工业是不断递进的，所以需要不断学习，才能跟上时代。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最穷苦的人家出身，受得了这种工作加上学习的紧张生活。
当然，对他们的政治思想教育，始终就没有放松过。而且学员们都知道，学习的机会很短暂，例如那些美国的技术人员，按照领导的说法，可能从明年即1935年开始，就会大规模地归国，而到1937年，估计走得就没几个了。所以他们的学习，真的是必须争分夺秒。
李思华最近把很多心思，都放在了推进工业建设上，尤其是几个大工业的综合基地。想起来，她不由得感慨，发展工业，太难了。原来她还以为有海南的经验，在缅甸必然一帆风顺。其实，太多的环节会影响结果了。当初海南的同志们建设出来的那几个大工业基地，以及一些重要的工厂，太不容易了，真的是耗尽了心血。
工业生产的难度在哪里？对工业完全不了解的人是无法理解的。很多人以为难度就在于造机器上，至于操作机器，那不应该是很简单吗？也许在后世的数字时代，这种论调还有一点道理，因为可以靠人工智能、机器人或者数字机器按照程序执行。但在现在这个时代，简直就是胡说八道了。
工业生产是追求精度的，工业产品的质量好坏往往就体现在精度上，同一部机器，可能生产出来的产品，由于精度不一样，质量就不一样。
例如用钻床去钻一个深孔，要求是完全笔直，但实际上的结果永远是微弯的，甚至可能会弯两次，导致变形成“s”型。肉眼可能看不出来，但确实这个孔的同心度不够，如果这个深孔正好是火炮的炮膛的话，同心度不足，就意味着这门火炮如果发射，其炮弹对炮管膛壁各处的摩擦是不均匀的，而如果超越了一定的程度，就会导致发热进一步的不均匀，不均匀就意味着各处升温的不同，于是可能加剧炮管扭曲。
如果用高速摄影机，将这门火炮发射的动作拍下来，再慢速播放，就可以看到每一炮打出的时候，炮管都要剧烈形变，并且炮管很快由于被不均匀的高温，改变了机械性能，最后甚至不得不停止发射，否则就会炸膛。
这就是精度的力量，如果达不到标准精度以上的要求，就不可能制造出合格的炮管。而用钻床去加工，本身是需要“手艺”的，不是熟手，很难做到。
类似这样的情况，在工业上简直数不胜数。
例如制作安装一套转子，也许只是因为打一个轴心孔，略有偏差，不在正中心，也就偏了那么微不足道的一点点，但结果就是转子转动起来，声音就不对，继续下去检查，就会发现密闭不紧，功率不足。
更简单的例子，例如要紧固两块钢板，按照要求必须拧紧四个螺栓。但如果没有经验，你就可能先拧紧了一个，再去拧紧其它，结果呢？钢板的应力就偏向一个角。稍遇震动的时候，较紧的部位，就会最先金属疲劳，导致结构性撕裂。如果所有产品都这样，那么就会有一个莫名其妙的问题，用户总是发现这两块钢板之间崩裂得快，而且总是有一个角，会先完蛋。很长时间后，才发现，原来只不过是加工的时候，拧螺栓的方法不对。
导致这些精度达不到的原因，就在于人工操作机器或者手工工作时，误差太大，很多时候每一个步骤或者环节，可能都只是误差一点点，但是如果误差的方向是一致的，那么累积起来就不得了，完全可能造成产品不合格或者是劣质品。
有经验的工程师，就能解决这些问题。误差之间的交互关系极其复杂，垂向有继承，横向有交联。不是一环扣一环，而是一环扣几环，几环扣几环。好的工程师，可能解决不了每一个误差，却会通过不同工序的不同要求，让各种误差彼此抵消，让最后生产出来的产品达到高精度。在那个时代的有限工业技术下，这简直就是“巫师”做法，经验和灵性都缺一不可。
上述还只是工业加工中的问题。材料上的一些问题，有时候就更让人绝望。无论是金属材料还是化工原料，都存在无穷无尽的探伤、金相检验、性能测试；各种晶化、蠕变、疲劳、环境的耐受问题；各种结构强度问题、抗拉性、高温性能的迁移问题；各种导电和绝缘问题、压电效应、信号屏蔽、击穿、散热问题。还要考虑防尘、防水、防酸、防盐、防高温、防寒……，总是几乎有无穷尽的问题需要解决。
除了材料和加工，其它任何的工业环节，其实都是一样，例如组装和调试，就会没有问题吗？
李思华发现，她现在开始不太缺普通的工程师，那些学员们或者从国内挖过来的工程师们，解决一般的工业问题，是能够完成的。他们非常刻苦，非常钻研。
但是那种“系统级的工程师”，那就真的是非常缺、非常缺。这个档次的工程师，不是只能解决单个问题，而是能够从这个工业生产的系统整体出发调校系统，犹如弹奏钢琴曲的大师，他知道什么时候用多少力气，节奏是怎么样，说白了，他们就是工业具体生产上的“艺术大师”，这样的“系统级工程师”，只能是靠漫长的时间孵育出来，不是短期的教育能解决的。工作经验与知识结构只是最初级的东西。
现在海南和缅甸工业生产的产品，相对美国工厂的原产品，如果没有美国工程师把关的话，就会有质量差距。其实差距就在于缺乏这种“系统级工程师”上，只有他们，才能把机器玩出花来，达到最高的效率和精度。
李思华知道，只有大量的工业实践，才能让这样的人才，最终脱颖而出。他们是在长期的专注训练和积累下，产生了工业上的“直觉”，本能地能看到更多可能的潜在合理性，是一种“潜意识判断”，别人看上去，就是这个工程师非常有灵感，碰到问题很快有解决办法，却不知道，他的脑子里整个工业系统，是在和谐地跳舞，哪里跳得不对，他马上有直觉。
等到工业体系积累到一定时间，让系统级工程师大量产生的时候，工业生产的效率、精度和质量，才可能完全追平使用同等机器和生产线的西方国家。
理解了这个道理，李思华也变得平心静气。她能做的，也就是尽量创造培养系统级工程师的适合环境。她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人才不够，那就管理来凑。
在环境上，能继续做的有限。现有的主要是，包括大规模工业建设和生产的实践，以及国际级技术人员在一个阶段内的教育培训。至少，现在根据地快速地实现工业化，大量工业项目从筹备到快速建设，这个过程本身就提供了目前全世界都少有的大量工业实践机会。能否提升自己，需要看个人的努力、聪慧和把控，她相信，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一定有一些人，会在这个过程中脱颖而出。
在工业的管理上，李思华觉得能做的就很多。她毕竟有前世的记忆，虽然不懂工业生产，但对于后世的一些大路化的经验，还是知道一些，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所以她讲述了一些要点和思路，让现有的“工业管理专家”们在此基础上，去订立一些普遍规范，在根据地的工厂内推行。
根据地的工业基础，是从美国引进。而此时的美国工业界，已经普遍推广了泰勒的科学管理体系。李思华则要求工业管理上，要将泰勒科学管理体系提高到最重要的等级，因为无论什么体制，工业生产上都是追求劳动生产率的。泰勒方法，就是一种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有效方法。泰勒方法通过以计件工资等刺激工人的积极性，并明确地推广任务管理，实现工业管理的科学化、标准化。实现工作定额、挑选优秀工人、表格式标准化、专门计划、职能工长等有效管理方式。
在泰勒制的基础上，作为社会主义的工业管理特色，李思华建议引入前世鞍钢宪法，即“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管理者和工人在生产实践和技术革命中相结合。”其实使用的语言虽然是“革命化”的，但从管理上的实质上，与后世的丰田管理和后福特主义是一致的，即不再是从上到下的垂直管理，而是从管理者、到技术人员、到工人的“团队管理”。 ↑返回顶部↑
第79章 工业之难与改善
1934年毕业的第二批工业技术学校的学员，人数达到了14万，其中5万由美国归国，而其余9万是在海南本地培养。还是在海南留了2万，其余的12万，全部分配到缅甸各工业基地，以及部门工厂。
这让李思华感觉松了一口气，加上一届的10万毕业生，现在缅甸，已经有22万经过3年制教育的初级技术人员了，再加上当初从缅甸调遣的10万熟练技工。这就撑起了目前缅甸所有重要的工业项目的初级技术服务需求。
不过显然这些毕业生的水平还是有限的，所以在1933年接收第一批毕业生后，从海南根据地开始，每个大工业区或者一些工厂合作起来，都开设了工业进修学校，以及工业夜校等教育培训机构。李思华的意图是，再经过3年的实践加教育培训，培养出一批相当于前世实用型的工业领域的大专生，能够胜任工程师的职位。
有一点比较好，就是所有的学生，已经适应了这样一种思想，那就是终生教育，而不是学了一门手艺，足够吃饭了就行。工业是不断递进的，所以需要不断学习，才能跟上时代。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最穷苦的人家出身，受得了这种工作加上学习的紧张生活。
当然，对他们的政治思想教育，始终就没有放松过。而且学员们都知道，学习的机会很短暂，例如那些美国的技术人员，按照领导的说法，可能从明年即1935年开始，就会大规模地归国，而到1937年，估计走得就没几个了。所以他们的学习，真的是必须争分夺秒。
李思华最近把很多心思，都放在了推进工业建设上，尤其是几个大工业的综合基地。想起来，她不由得感慨，发展工业，太难了。原来她还以为有海南的经验，在缅甸必然一帆风顺。其实，太多的环节会影响结果了。当初海南的同志们建设出来的那几个大工业基地，以及一些重要的工厂，太不容易了，真的是耗尽了心血。
工业生产的难度在哪里？对工业完全不了解的人是无法理解的。很多人以为难度就在于造机器上，至于操作机器，那不应该是很简单吗？也许在后世的数字时代，这种论调还有一点道理，因为可以靠人工智能、机器人或者数字机器按照程序执行。但在现在这个时代，简直就是胡说八道了。
工业生产是追求精度的，工业产品的质量好坏往往就体现在精度上，同一部机器，可能生产出来的产品，由于精度不一样，质量就不一样。
例如用钻床去钻一个深孔，要求是完全笔直，但实际上的结果永远是微弯的，甚至可能会弯两次，导致变形成“s”型。肉眼可能看不出来，但确实这个孔的同心度不够，如果这个深孔正好是火炮的炮膛的话，同心度不足，就意味着这门火炮如果发射，其炮弹对炮管膛壁各处的摩擦是不均匀的，而如果超越了一定的程度，就会导致发热进一步的不均匀，不均匀就意味着各处升温的不同，于是可能加剧炮管扭曲。
如果用高速摄影机，将这门火炮发射的动作拍下来，再慢速播放，就可以看到每一炮打出的时候，炮管都要剧烈形变，并且炮管很快由于被不均匀的高温，改变了机械性能，最后甚至不得不停止发射，否则就会炸膛。
这就是精度的力量，如果达不到标准精度以上的要求，就不可能制造出合格的炮管。而用钻床去加工，本身是需要“手艺”的，不是熟手，很难做到。
类似这样的情况，在工业上简直数不胜数。
例如制作安装一套转子，也许只是因为打一个轴心孔，略有偏差，不在正中心，也就偏了那么微不足道的一点点，但结果就是转子转动起来，声音就不对，继续下去检查，就会发现密闭不紧，功率不足。
更简单的例子，例如要紧固两块钢板，按照要求必须拧紧四个螺栓。但如果没有经验，你就可能先拧紧了一个，再去拧紧其它，结果呢？钢板的应力就偏向一个角。稍遇震动的时候，较紧的部位，就会最先金属疲劳，导致结构性撕裂。如果所有产品都这样，那么就会有一个莫名其妙的问题，用户总是发现这两块钢板之间崩裂得快，而且总是有一个角，会先完蛋。很长时间后，才发现，原来只不过是加工的时候，拧螺栓的方法不对。
导致这些精度达不到的原因，就在于人工操作机器或者手工工作时，误差太大，很多时候每一个步骤或者环节，可能都只是误差一点点，但是如果误差的方向是一致的，那么累积起来就不得了，完全可能造成产品不合格或者是劣质品。
有经验的工程师，就能解决这些问题。误差之间的交互关系极其复杂，垂向有继承，横向有交联。不是一环扣一环，而是一环扣几环，几环扣几环。好的工程师，可能解决不了每一个误差，却会通过不同工序的不同要求，让各种误差彼此抵消，让最后生产出来的产品达到高精度。在那个时代的有限工业技术下，这简直就是“巫师”做法，经验和灵性都缺一不可。
上述还只是工业加工中的问题。材料上的一些问题，有时候就更让人绝望。无论是金属材料还是化工原料，都存在无穷无尽的探伤、金相检验、性能测试；各种晶化、蠕变、疲劳、环境的耐受问题；各种结构强度问题、抗拉性、高温性能的迁移问题；各种导电和绝缘问题、压电效应、信号屏蔽、击穿、散热问题。还要考虑防尘、防水、防酸、防盐、防高温、防寒……，总是几乎有无穷尽的问题需要解决。
除了材料和加工，其它任何的工业环节，其实都是一样，例如组装和调试，就会没有问题吗？
李思华发现，她现在开始不太缺普通的工程师，那些学员们或者从国内挖过来的工程师们，解决一般的工业问题，是能够完成的。他们非常刻苦，非常钻研。
但是那种“系统级的工程师”，那就真的是非常缺、非常缺。这个档次的工程师，不是只能解决单个问题，而是能够从这个工业生产的系统整体出发调校系统，犹如弹奏钢琴曲的大师，他知道什么时候用多少力气，节奏是怎么样，说白了，他们就是工业具体生产上的“艺术大师”，这样的“系统级工程师”，只能是靠漫长的时间孵育出来，不是短期的教育能解决的。工作经验与知识结构只是最初级的东西。
现在海南和缅甸工业生产的产品，相对美国工厂的原产品，如果没有美国工程师把关的话，就会有质量差距。其实差距就在于缺乏这种“系统级工程师”上，只有他们，才能把机器玩出花来，达到最高的效率和精度。
李思华知道，只有大量的工业实践，才能让这样的人才，最终脱颖而出。他们是在长期的专注训练和积累下，产生了工业上的“直觉”，本能地能看到更多可能的潜在合理性，是一种“潜意识判断”，别人看上去，就是这个工程师非常有灵感，碰到问题很快有解决办法，却不知道，他的脑子里整个工业系统，是在和谐地跳舞，哪里跳得不对，他马上有直觉。
等到工业体系积累到一定时间，让系统级工程师大量产生的时候，工业生产的效率、精度和质量，才可能完全追平使用同等机器和生产线的西方国家。
理解了这个道理，李思华也变得平心静气。她能做的，也就是尽量创造培养系统级工程师的适合环境。她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人才不够，那就管理来凑。
在环境上，能继续做的有限。现有的主要是，包括大规模工业建设和生产的实践，以及国际级技术人员在一个阶段内的教育培训。至少，现在根据地快速地实现工业化，大量工业项目从筹备到快速建设，这个过程本身就提供了目前全世界都少有的大量工业实践机会。能否提升自己，需要看个人的努力、聪慧和把控，她相信，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一定有一些人，会在这个过程中脱颖而出。
在工业的管理上，李思华觉得能做的就很多。她毕竟有前世的记忆，虽然不懂工业生产，但对于后世的一些大路化的经验，还是知道一些，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所以她讲述了一些要点和思路，让现有的“工业管理专家”们在此基础上，去订立一些普遍规范，在根据地的工厂内推行。
根据地的工业基础，是从美国引进。而此时的美国工业界，已经普遍推广了泰勒的科学管理体系。李思华则要求工业管理上，要将泰勒科学管理体系提高到最重要的等级，因为无论什么体制，工业生产上都是追求劳动生产率的。泰勒方法，就是一种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有效方法。泰勒方法通过以计件工资等刺激工人的积极性，并明确地推广任务管理，实现工业管理的科学化、标准化。实现工作定额、挑选优秀工人、表格式标准化、专门计划、职能工长等有效管理方式。
在泰勒制的基础上，作为社会主义的工业管理特色，李思华建议引入前世鞍钢宪法，即“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管理者和工人在生产实践和技术革命中相结合。”其实使用的语言虽然是“革命化”的，但从管理上的实质上，与后世的丰田管理和后福特主义是一致的，即不再是从上到下的垂直管理，而是从管理者、到技术人员、到工人的“团队管理”。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