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途实录：启航1926 第36节（3 / 4）
例如在政府工作，那么党员拿的基准薪酬，就应该是政府所在区域内，全民薪酬的中位数。党组织对党员设立标准，进行每年考核，优秀的物质报酬，从中位数上浮，例如地域中高收入的薪酬人员占比是20%，那么党员的薪酬，最多达到这20%人员的下限作为封顶，这是物质激励。至于差劲的，不是扣薪酬的问题，而是是否是合格党员的问题。这样的物质激励，其实本质还是精神激励，用物质来表彰其优秀表现而已。
如果在企业或者是在基层工作，其原则与在政府工作相似。党企的收入水平，党组织会考虑，基本会保持在与政府同一水平线。所以作为党员，提升物质收入的唯一途径，是提升当地或所在企业共同富裕的水平。大家好了，你才能好。无论党员在哪里工作，超出这个薪酬标准的收入，要么上交作为特殊党费，要么就请退党。
党员应该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人。对于党外人士和普通人，当然不能如此要求。对于他们，基本上都适用市场化原则，唯一不同的是如果在政府担任“公职人员”，其实是按社会上“管理技术人员”的市场化水平，来参照制定薪酬，按工作的重要性和职位，有所区别。
所以作为党员，就必须在物质利益上可能有所牺牲，但是如果有真正的共产主义理想，会觉得这是牺牲吗？如果想发财，就不要入党。我们并没有阻碍普通人去发财，发财的道路有千千万万条。
但是既想是党员，有组织提拔、担任重要岗位的机会；又想私人发财，过上更好的物质生活。天下哪有那么便宜的两全美事？这必须是党员自己人生的一个单项选择题，而不是双选。
党员也会有在中途掉队的，有的人的革命理想，并不能保持终生。未来肯定有干部，甚至是老干部，他们会用所谓的资历、所谓自己革命功绩的历史，来要求各种超越常人的待遇。对于这种情况，我们要逐步制定规则和标准。
我们承认这些人作为过去同志的历史功绩，我们可以给予符合所制定规则和标准的物质补偿，不过代价就是，请离开我们的党，你不再是党员，不再是党的干部。拿了物质补偿，就请你余生，去走自己的发财之路。
我们的原则是，发财的道路有千万条，唯独党员的道路上，没有一条发财的路，没有一条物质待遇超过人民群众的路。
至于党企和政企，并不是企业发展的唯一道路，我们也鼓励私企发展，鼓励私人创业，但不能是过去的那种以剥削为主的企业，而必须是社会主义规则下的新私企。
对员工的权益保护是基础的，包括8小时6天工作制，包括加班酬劳，包括最低工资标准，包括代表员工利益的工会，包括试行社保基金等。
李思华尤其强调最低工资标准，必须参考国企，达到“正常生活”的要求，想发财又请不起人，脑筋歪到剥削上，那就不要开私企。对于那种来啰嗦工资太高、导致企业没利润的家伙，一律顶回去并严密监督是否违法。一旦出现克扣工资或者以缓发等理由，没有及时发工资的，立即停业调查。
工会是对底层员工的一层保障，但同时要建立专门的企业监督机构，构成双重保障。员工到企业监督部门，必须有直接沟通的渠道。
注意企业监督不是去调和协调的，而是去主动调查事实，根据事实做出决断，包括关闭或接管私企或其它严厉惩罚。也不要只是坐等投诉，而是必须机动地主动监督，例如定期约谈私企的员工等方式。调查研究，必须渗透到我们每一个领域的骨髓里。对于企业和个人之间的投诉，没有调和，只有根据事实的纪律。
关于私企的薪酬，李思华参考前世华为的例子，进行了说明和调整。本质是在参考国企最低工资标准以上的市场化，但强调了两点：
一是必须对高管和普通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加以限制，例如高管，不能超过普通员工的5~10倍薪酬。这是避免高管利用与普通员工不同的话语权，而收割“代理人利益”。
二是对创始人，或者主要技术提供人，即按照西方规则能获得大量股权的“老板”阶层，进行限制。设置层层台阶，企业规模越大，股权和分红比例必须越小。如果做到和前世华为能相比的程度，那么股权比例必须低于2%或者1%，分红权也是如此。其多余股权可由员工持股会持有，其分红权属于全体在职员工。
李思华强调，我们对私企进行了这些限制，是因为我们政权的性质，完全与西方不同，我们是从底层人民利益出发，走共同富裕之路。
我们并没有对那些自己有创业精神，梦想追逐财富的人关上大门，只是进行了限制，限制就是两条，不能对普通员工进行残酷剥削，必须保证员工在社会上保证正常生活的收入水平；不能无限制地膨胀个人财富，我们只接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有节制的小资本家，不接受无限贪婪的大资本家。
他们如果成功，也能收获相当于普通人数十倍、甚至数百倍的财富。如果贪欲到这个程度，还不能满足，那么就请出国，在我们国家，是不可能放松的。
在这样的政策下，我们一定会损失一些贪欲旺盛的所谓“创业天才”，但我们无所谓。让他们去国外，去西方，离开了我国的环境和我国的人民，看他们自己所谓的“天才”，还能不能在资本主义社会成功。因为就算他们个人发展的企业是成功的，我们的妥协，也只会损害底层人民的利益，破坏我们的社会基础，这才是因小失大。
如果“企业家精神”，实质上只是对于个人财富无穷尽的贪欲带来的，那么这样的“企业家”，我们绝对不要。我们要的“企业家精神”，是敢于创新，是敢于冒险，是有限和能够克制的利己主义，是对事业的热爱，超过对金钱的热爱。
我们允许和鼓励私企的发展，是因为我们认知利己主义的合理性，认知有限的利己主义，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一股力量。但我们永远必须记住，利己主义必须有边界，完全和无限的利己主义，那就是恶。
两个问题之外，是反腐机制。
李思华想起前世的那句名言：“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她不由得叹息了一声，腐败如果在党内蔓延，那么这句名言就不是空话。
在机制问题上，她指出，有两种反腐，党内和党外。
党外的反腐，主要是依赖正在发展中的侦缉警察体系，民事侦缉本来即包括对一切反革命事务的调查，反腐当然是反革命的一种。由于涉及到经济，在调查中会升级到经济警察，来进行进一步的调查，然后依据法律处置。在党外反腐中，也有可能涉及党员，正常调查处理即可，只是最后党内纪委加以承认，对贪腐分子追加党纪处分。在根据地最高层级，则设立监察部，领导整体党外反腐。
党内的反腐，主要依托纪委。纪委在党内也必须设立调查局，对党内贪腐事件进行调查，而不只是处置贪腐。她强调了两点原则：
一、主动调查。
不要坐等事件发生或者收到举报，才去进行所谓事后调查，那样的话，党和人民的损失已经发生。
所以必须主动调查，要形成每年轮流对经济官员和党员的常规经济审核。主动去发现问题，争取提前制止贪腐。因此，纪委必须配备足够的工作人员。 ↑返回顶部↑
如果在企业或者是在基层工作，其原则与在政府工作相似。党企的收入水平，党组织会考虑，基本会保持在与政府同一水平线。所以作为党员，提升物质收入的唯一途径，是提升当地或所在企业共同富裕的水平。大家好了，你才能好。无论党员在哪里工作，超出这个薪酬标准的收入，要么上交作为特殊党费，要么就请退党。
党员应该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人。对于党外人士和普通人，当然不能如此要求。对于他们，基本上都适用市场化原则，唯一不同的是如果在政府担任“公职人员”，其实是按社会上“管理技术人员”的市场化水平，来参照制定薪酬，按工作的重要性和职位，有所区别。
所以作为党员，就必须在物质利益上可能有所牺牲，但是如果有真正的共产主义理想，会觉得这是牺牲吗？如果想发财，就不要入党。我们并没有阻碍普通人去发财，发财的道路有千千万万条。
但是既想是党员，有组织提拔、担任重要岗位的机会；又想私人发财，过上更好的物质生活。天下哪有那么便宜的两全美事？这必须是党员自己人生的一个单项选择题，而不是双选。
党员也会有在中途掉队的，有的人的革命理想，并不能保持终生。未来肯定有干部，甚至是老干部，他们会用所谓的资历、所谓自己革命功绩的历史，来要求各种超越常人的待遇。对于这种情况，我们要逐步制定规则和标准。
我们承认这些人作为过去同志的历史功绩，我们可以给予符合所制定规则和标准的物质补偿，不过代价就是，请离开我们的党，你不再是党员，不再是党的干部。拿了物质补偿，就请你余生，去走自己的发财之路。
我们的原则是，发财的道路有千万条，唯独党员的道路上，没有一条发财的路，没有一条物质待遇超过人民群众的路。
至于党企和政企，并不是企业发展的唯一道路，我们也鼓励私企发展，鼓励私人创业，但不能是过去的那种以剥削为主的企业，而必须是社会主义规则下的新私企。
对员工的权益保护是基础的，包括8小时6天工作制，包括加班酬劳，包括最低工资标准，包括代表员工利益的工会，包括试行社保基金等。
李思华尤其强调最低工资标准，必须参考国企，达到“正常生活”的要求，想发财又请不起人，脑筋歪到剥削上，那就不要开私企。对于那种来啰嗦工资太高、导致企业没利润的家伙，一律顶回去并严密监督是否违法。一旦出现克扣工资或者以缓发等理由，没有及时发工资的，立即停业调查。
工会是对底层员工的一层保障，但同时要建立专门的企业监督机构，构成双重保障。员工到企业监督部门，必须有直接沟通的渠道。
注意企业监督不是去调和协调的，而是去主动调查事实，根据事实做出决断，包括关闭或接管私企或其它严厉惩罚。也不要只是坐等投诉，而是必须机动地主动监督，例如定期约谈私企的员工等方式。调查研究，必须渗透到我们每一个领域的骨髓里。对于企业和个人之间的投诉，没有调和，只有根据事实的纪律。
关于私企的薪酬，李思华参考前世华为的例子，进行了说明和调整。本质是在参考国企最低工资标准以上的市场化，但强调了两点：
一是必须对高管和普通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加以限制，例如高管，不能超过普通员工的5~10倍薪酬。这是避免高管利用与普通员工不同的话语权，而收割“代理人利益”。
二是对创始人，或者主要技术提供人，即按照西方规则能获得大量股权的“老板”阶层，进行限制。设置层层台阶，企业规模越大，股权和分红比例必须越小。如果做到和前世华为能相比的程度，那么股权比例必须低于2%或者1%，分红权也是如此。其多余股权可由员工持股会持有，其分红权属于全体在职员工。
李思华强调，我们对私企进行了这些限制，是因为我们政权的性质，完全与西方不同，我们是从底层人民利益出发，走共同富裕之路。
我们并没有对那些自己有创业精神，梦想追逐财富的人关上大门，只是进行了限制，限制就是两条，不能对普通员工进行残酷剥削，必须保证员工在社会上保证正常生活的收入水平；不能无限制地膨胀个人财富，我们只接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有节制的小资本家，不接受无限贪婪的大资本家。
他们如果成功，也能收获相当于普通人数十倍、甚至数百倍的财富。如果贪欲到这个程度，还不能满足，那么就请出国，在我们国家，是不可能放松的。
在这样的政策下，我们一定会损失一些贪欲旺盛的所谓“创业天才”，但我们无所谓。让他们去国外，去西方，离开了我国的环境和我国的人民，看他们自己所谓的“天才”，还能不能在资本主义社会成功。因为就算他们个人发展的企业是成功的，我们的妥协，也只会损害底层人民的利益，破坏我们的社会基础，这才是因小失大。
如果“企业家精神”，实质上只是对于个人财富无穷尽的贪欲带来的，那么这样的“企业家”，我们绝对不要。我们要的“企业家精神”，是敢于创新，是敢于冒险，是有限和能够克制的利己主义，是对事业的热爱，超过对金钱的热爱。
我们允许和鼓励私企的发展，是因为我们认知利己主义的合理性，认知有限的利己主义，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一股力量。但我们永远必须记住，利己主义必须有边界，完全和无限的利己主义，那就是恶。
两个问题之外，是反腐机制。
李思华想起前世的那句名言：“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她不由得叹息了一声，腐败如果在党内蔓延，那么这句名言就不是空话。
在机制问题上，她指出，有两种反腐，党内和党外。
党外的反腐，主要是依赖正在发展中的侦缉警察体系，民事侦缉本来即包括对一切反革命事务的调查，反腐当然是反革命的一种。由于涉及到经济，在调查中会升级到经济警察，来进行进一步的调查，然后依据法律处置。在党外反腐中，也有可能涉及党员，正常调查处理即可，只是最后党内纪委加以承认，对贪腐分子追加党纪处分。在根据地最高层级，则设立监察部，领导整体党外反腐。
党内的反腐，主要依托纪委。纪委在党内也必须设立调查局，对党内贪腐事件进行调查，而不只是处置贪腐。她强调了两点原则：
一、主动调查。
不要坐等事件发生或者收到举报，才去进行所谓事后调查，那样的话，党和人民的损失已经发生。
所以必须主动调查，要形成每年轮流对经济官员和党员的常规经济审核。主动去发现问题，争取提前制止贪腐。因此，纪委必须配备足够的工作人员。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