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途实录：启航1926 第36节（2 / 4）
第一个大问题，是党与政府的分工问题。
通过李思华两年前的提醒，同志们已经理解了，党与政府并不是完全一致的逻辑。李思华进一步阐明观点。
党是代表大多数底层人民的，是人口的绝大多数；而政府是代表全社会的合法公民之间的协调结果，即“共和”的结果，所以党大、政府小。
所谓党大，是因为，既然党代表人口绝大多数，那么自然应该对国家绝大多数的权力和利益负责。例如我党创立的企业，并不应该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党企应该是为底层多数人民谋利、属于底层多数人民的企业。而政府创立的企业，才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因为它是“共和”的企业，是解决社会各阶层共同利益的问题的。
党企，应该为底层人民谋私利，将利润通过精准扶贫等方式，归还给底层人民，促进他们从无产阶级，发展成为共同富裕的有产阶级。
政企，则只有公利，没有私利。因为它是属于全民的企业，如果有利润，是从哪些人民那赚取的呢？
所以党企，应该理直气壮地控制有长期“利润”的重要领域，这里的利润并不是以金钱来衡量。尤其是战略资源产业，以及对国力有重要支撑的产业，例如矿山、军工、钢铁、油田、交通，以及一些重要的科技产业等。
而我们能否“理直气壮”，取决于我们最后，是否真正将利润归还给了底层人民。如果只是表面用人民的名义，而实际上是自己占有和享用利润，那我们就变成了窃国大盗。
当然，党企要着重投资那种需要长期投资，甚至局部亏损，但又对国计民生极为重要的战略产业。
例如修铁路，通过票价和运费回本，是非常漫长的周期，如果交给私企，那么要么修不起来，要么票价和运费奇贵，因为资本的本能需求，就是赚钱。但是党企，可以忍受长期亏损或者长期不赚钱。因为我们对“利润”的评判标准，实际上是，是否有利于底层人民的利益，而不仅仅是赚钱。
例如医院，如果都是私人医院，那么最后就只有一个结果，老百姓看不起病。而对党企来说，让老百姓看得起病，才是真正的“利润”。
所以，单单以货币来衡量，那么党企会有很多是财务亏损的，但我们算的不是这个“经济账”。对于党来说，只要党企的总和，具备货币上的经济可持续性即可，并不追求货币的利润，评估的是党企的运营，给底层多数人民所带来的综合利益。
实际上，党已经掌握了全部的重要资源，还不能赚钱的话，本身也太笨了。当然，这有个掌握平衡性的问题，在不伤害底层人民利益又可以盈利的情况下，还是要追求盈利。
政企，虽然名为企业，实际上很多应该是服务全体公民的公益平台。例如修建图书馆、建设文化宫，需要有利润吗？实际上是从财政中拨款，来形成的公共服务平台，收取一定的费用，是为了维持平台的运转，以服务全民，而不是赚钱。1
企业是如此分工，那么权力上如何分工呢？核心的原则应该如下：
一、党掌握军队和国防，这是永远的基本原则。只有掌握军队，我们才能维护占人口多数的底层人民的利益不被剥夺，不会让剥削食利阶级卷土重来。
二、党掌握立法和司法，这也是永远的原则，革命本身是多数人的暴政，我们需要保证司法，偏向于维护底层人民的利益，而不是所谓名义上的公平公正，因为底层人民在话语权方面，本来就处于弱势。
三、党掌握战略资源。所有经济权力的来源，最大宗的永远是资源。党企的存在，最基本的一个目的，就是掌握战略资源。
四、党掌握主要舆论。所谓言论自由，实际上是让具备更多经济资源的人，才有能力去操纵舆论，底层的老百姓，凭什么去和富人去说言论自由呢？话语权不同的人之间谈民主，那就是狼和羊在商量吃什么。我们当然不能将如此重要的权力，让渡给富人。
五、党掌握基层组织。基层本来就是底层人民的聚合。我们不去掌握吗？包括民兵组织、基层党组织、集体经济组织。
六、党掌握国策。国家和民族朝什么方向发展，应该符合多数底层人民的利益，包括政治、经济、教育、外交等诸多方面。
那么政府的权力是什么呢？是“行政”。何谓行政？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在政府博弈，通过“共和”，产生共识，然后政府推行基于共识的政策，保证社会各阶层遵守大家达成的共识。例如全民应该建立起户籍制度，全民应该建立起身份证制度，全体青少年，未来应该执行九年制义务教育等。然后出台政策，调动税收，执行计划。
这就是“党大、政府小”这种二元体制背后的逻辑。本质上而言，党确定理论、方针、策略，规划发展方向，并为底层人民间接和直接谋利益；而政府则根据党的理论方针，与其它社会阶层“共和”协商，落实成政策，并调动资源执行。党对政府实行监督，政府则并不是党单独一家的执行机器，而是必须将其它阶层的利益诉求，反馈给党，通过博弈，达成妥协，然后才形成政策。
最根本的原则是，党可以否决政府，而政府可以与党协商，但不能否决党。
第二个大问题，是党员、干部与企业薪酬问题。
李思华指出，党员与普通人需要分开。党员不适用完全的市场化薪酬。最根本的原则是，“入党不发财，发财不入党”。
党员的特殊性，在于必须是理想主义者。或者可以描述为“七分理想，三分现实”。我们承认理想主义者也需要物质生活，而提供党员的物质保障，是为了让同志们有基础的生活条件，从而更好地为共同的理想而奋斗，却不是为党员谋求发财机会的。
普通人当然与党员不一样，他们能做到“九分现实，一分理想”就已经很不错了。
李思华想起前世，据说有八千万党员，其实真正的共产理想主义者有多少？人多就力量大吗？她宁可要一个哪怕只有十分之一人数，例如八百万人员的党，但是成员必须是真正的党员，用共产主义理想和思想武装精神的人。反之，如果是一大堆投机主义者入党，党能有什么好处呢？
党员薪酬的逻辑，在于坚持“共同富裕”。所以可以试行一个方法，例如以所在地区薪酬水平的中位数，作为基准收入。 ↑返回顶部↑
通过李思华两年前的提醒，同志们已经理解了，党与政府并不是完全一致的逻辑。李思华进一步阐明观点。
党是代表大多数底层人民的，是人口的绝大多数；而政府是代表全社会的合法公民之间的协调结果，即“共和”的结果，所以党大、政府小。
所谓党大，是因为，既然党代表人口绝大多数，那么自然应该对国家绝大多数的权力和利益负责。例如我党创立的企业，并不应该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党企应该是为底层多数人民谋利、属于底层多数人民的企业。而政府创立的企业，才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因为它是“共和”的企业，是解决社会各阶层共同利益的问题的。
党企，应该为底层人民谋私利，将利润通过精准扶贫等方式，归还给底层人民，促进他们从无产阶级，发展成为共同富裕的有产阶级。
政企，则只有公利，没有私利。因为它是属于全民的企业，如果有利润，是从哪些人民那赚取的呢？
所以党企，应该理直气壮地控制有长期“利润”的重要领域，这里的利润并不是以金钱来衡量。尤其是战略资源产业，以及对国力有重要支撑的产业，例如矿山、军工、钢铁、油田、交通，以及一些重要的科技产业等。
而我们能否“理直气壮”，取决于我们最后，是否真正将利润归还给了底层人民。如果只是表面用人民的名义，而实际上是自己占有和享用利润，那我们就变成了窃国大盗。
当然，党企要着重投资那种需要长期投资，甚至局部亏损，但又对国计民生极为重要的战略产业。
例如修铁路，通过票价和运费回本，是非常漫长的周期，如果交给私企，那么要么修不起来，要么票价和运费奇贵，因为资本的本能需求，就是赚钱。但是党企，可以忍受长期亏损或者长期不赚钱。因为我们对“利润”的评判标准，实际上是，是否有利于底层人民的利益，而不仅仅是赚钱。
例如医院，如果都是私人医院，那么最后就只有一个结果，老百姓看不起病。而对党企来说，让老百姓看得起病，才是真正的“利润”。
所以，单单以货币来衡量，那么党企会有很多是财务亏损的，但我们算的不是这个“经济账”。对于党来说，只要党企的总和，具备货币上的经济可持续性即可，并不追求货币的利润，评估的是党企的运营，给底层多数人民所带来的综合利益。
实际上，党已经掌握了全部的重要资源，还不能赚钱的话，本身也太笨了。当然，这有个掌握平衡性的问题，在不伤害底层人民利益又可以盈利的情况下，还是要追求盈利。
政企，虽然名为企业，实际上很多应该是服务全体公民的公益平台。例如修建图书馆、建设文化宫，需要有利润吗？实际上是从财政中拨款，来形成的公共服务平台，收取一定的费用，是为了维持平台的运转，以服务全民，而不是赚钱。1
企业是如此分工，那么权力上如何分工呢？核心的原则应该如下：
一、党掌握军队和国防，这是永远的基本原则。只有掌握军队，我们才能维护占人口多数的底层人民的利益不被剥夺，不会让剥削食利阶级卷土重来。
二、党掌握立法和司法，这也是永远的原则，革命本身是多数人的暴政，我们需要保证司法，偏向于维护底层人民的利益，而不是所谓名义上的公平公正，因为底层人民在话语权方面，本来就处于弱势。
三、党掌握战略资源。所有经济权力的来源，最大宗的永远是资源。党企的存在，最基本的一个目的，就是掌握战略资源。
四、党掌握主要舆论。所谓言论自由，实际上是让具备更多经济资源的人，才有能力去操纵舆论，底层的老百姓，凭什么去和富人去说言论自由呢？话语权不同的人之间谈民主，那就是狼和羊在商量吃什么。我们当然不能将如此重要的权力，让渡给富人。
五、党掌握基层组织。基层本来就是底层人民的聚合。我们不去掌握吗？包括民兵组织、基层党组织、集体经济组织。
六、党掌握国策。国家和民族朝什么方向发展，应该符合多数底层人民的利益，包括政治、经济、教育、外交等诸多方面。
那么政府的权力是什么呢？是“行政”。何谓行政？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在政府博弈，通过“共和”，产生共识，然后政府推行基于共识的政策，保证社会各阶层遵守大家达成的共识。例如全民应该建立起户籍制度，全民应该建立起身份证制度，全体青少年，未来应该执行九年制义务教育等。然后出台政策，调动税收，执行计划。
这就是“党大、政府小”这种二元体制背后的逻辑。本质上而言，党确定理论、方针、策略，规划发展方向，并为底层人民间接和直接谋利益；而政府则根据党的理论方针，与其它社会阶层“共和”协商，落实成政策，并调动资源执行。党对政府实行监督，政府则并不是党单独一家的执行机器，而是必须将其它阶层的利益诉求，反馈给党，通过博弈，达成妥协，然后才形成政策。
最根本的原则是，党可以否决政府，而政府可以与党协商，但不能否决党。
第二个大问题，是党员、干部与企业薪酬问题。
李思华指出，党员与普通人需要分开。党员不适用完全的市场化薪酬。最根本的原则是，“入党不发财，发财不入党”。
党员的特殊性，在于必须是理想主义者。或者可以描述为“七分理想，三分现实”。我们承认理想主义者也需要物质生活，而提供党员的物质保障，是为了让同志们有基础的生活条件，从而更好地为共同的理想而奋斗，却不是为党员谋求发财机会的。
普通人当然与党员不一样，他们能做到“九分现实，一分理想”就已经很不错了。
李思华想起前世，据说有八千万党员，其实真正的共产理想主义者有多少？人多就力量大吗？她宁可要一个哪怕只有十分之一人数，例如八百万人员的党，但是成员必须是真正的党员，用共产主义理想和思想武装精神的人。反之，如果是一大堆投机主义者入党，党能有什么好处呢？
党员薪酬的逻辑，在于坚持“共同富裕”。所以可以试行一个方法，例如以所在地区薪酬水平的中位数，作为基准收入。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