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途实录：启航1926 第161节（3 / 4）
“事实上，城市和工业规划，本来就是对地方领导层的一个最初级的考验，连这个都通不过，谈什么举债搞工业园，搞笑呢，只会是搞出一个个烂摊子。”
“这些年我们为什么不允许地方举债？因为钱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要么就是银行印钞，这意味着钞票贬值通膨上升；要么就是搜刮地方财力，让老百姓拿钱出来。通膨上升难道是好事吗？我们近年一直以2.5%为目标，让它稳定下来。至于搜刮百姓财力，当地还有消费吗？”
“我们最后会允许地方政府举债，但第一不可能允许投入非规划国企之外的其它项目，第二主要是投入获批规划的本地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但那是在中央觉得有必要刺激全国经济的时候，而且对地方政府有额度限制和管控。对每个项目都会有严格的审核。至于用这个钱去建设工业园，扯淡嘛。”
“什么县域工业园，就更是扯淡了，10万人的小城镇，就应该盯着一个或两三个特色产业，全力钻研，将之做好做大，能够有1~2家特色产业的地方龙头企业，带动县域，已经是非常好了。至于工业园，谁疯了会到没有人才和资源的县域投资工业？”
“县域地方干部的努力，应该就是做到让特色产业能够追随国家的发展，让本地居民岁月静好，发展工业不是他们的责任。”
“所以我们要坚决打击这种所谓政绩的冲动。国务院必须立即下达重要文件。我们对干部的政绩考核，每一级都不一样。乡寨是粮食生产、农业多元化种植和养殖的产业发展，以及最后反应的人均收入；县域是特色产业的发展，包括效益、趋势和带动人群规模等；标准市则是高标准的规划，以及按照规划所实施的城市和工业建设的质量和效益。”
“所以这种胡乱建设，浮夸性的大跃进，算什么政绩？相反，这就是暴露出来的胡作为的干部，他们根本不懂经济的运行，就想出政绩想升官，以为搞个工业区，搞个大项目，就是政绩了，简直是扯淡！老老实实实施好规划，才是他们的本事和政绩。”
“经济发展是不可能依靠搞个大运动的，又不是一次战役，可以毕其功于一役，这是永续的战争，永远要遵循经济规律。”
邓小平心想这次搞砸了，李总理肯定对他很失望，这让他有点难过。这些年自己做事，怎么就老是与李总理的想法不一样呢？
他也知道，李总理没有针对他个人的意思，她一直是就事论事，但是策略上的各自思维，确实是很不同。他内心不由得叹了口气，还是因为彼此思想乃至行事作风，都不太一致的原因，所以彼此的工作配合，一直不太合拍，李总理对他的很多工作倾向，是不认可的。
李思华其实考虑得深很多，地方这样的倾向，会不断地表现出来，这是中央与地方博弈的事情，因为利益即财政的满足，是永远做不到的，永远都缺钱，财政紧缺才是常态，财政宽松只是货币政策。
在她前世，建国时搞的是苏联模式，中央统收统支，地方就靠打报告争取项目和资金，模式僵化，难以发挥地方的主动性。
后来搞财政承包，地方每年交一个固定数字的税收，结果过了几年，中央穷到要当裤子了，然后朱总理才搞分税制。
分税制下，中央获得的税收比例，比重从之前的30%左右，提升到了55%。有钱了，开始搞大规模基础建设，高铁、高速，港口、机场，都是哪个时代即1990年左右开始的。
但是地方政府没钱了，就开始瞎搞，例如对农村搞三提五统，甚至乱收费，主意还是打在农民头上，三农问题严重化，“一税（农业税）轻，二税（三提五统）重，三费是个无底洞”，就是那个时代，让底层的人民成为牺牲品。
还有更狠的，直接当车费路霸，拦路收费，搞得司机想尽办法绕道。至于找商贩罚款、搞交通罚款，都是小儿科了，反正什么烂招数都使得出来。
这样的情况下，基层政府钱少事多，造成管控能力下降，所以九十年代号称社会最混乱的年代。
这种混乱的解决，一方面是中央加大了对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但更重要的另一方面，则是房地产的兴起，导致地方土地出让金收入的大幅增加，突然，大城市和二线城市，不缺钱了，几十个现代化的区域中心城市，就是这么来的。当然普通三、四线城市在财政上依然是弱势群体，甚至是连续的衰弱。
接下来就是房产、医疗和教育三座大山的形成，城市新贫阶级的出现，绝大部分的资源和资金，最终都跑到了这几十个中心城市，尤其是北上广深这几个一线城市。在他们欣欣向荣的时候，2020年以后的反噬正在酝酿。
整个过程中，地方政府从招商开始，搞土地出让，然后是金融杠杆，太多的一地鸡毛了，最后财政健康的有几个？都是负债累累，反正国家扛，多借一点是一点，很多城市看上去花团锦簇的背后，都是债呀。
李思华对前世的经验教训印象是很深刻的，她也决定新时空必须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她比较相信的是，经济发展，如果从地域上来讲，在全世界都是少数地方的事，其他地区能跟着喝汤就行了。就好像一辆车，发动机只需要一个来提供动力，其他部分的作用就是配合。
所以真正重要的不是每个地方都拼经济，怎么可能做到各种产业在每个城市都蓬勃发展呢？重要的是大产业的发展，而不是地区发展。
例如一个家用电器产业发展起来，就算是以五十年代的货币计算，可能也是上千亿元的产值，类似的汽车、造船、航空、石化、化学、肥料、纺织、服装……，全球至少有几十种千亿乃至万亿级的大产业，让这些产业发展起来，在中国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和市场，这才是真正重要的。
几十个大产业在国内发展成功，那至少一半以上的地方经济，也就得到了坚实的支撑，正常也就成功了。再通过转移支付，加上新时空的“半商业房地产化”得到的土地出让金，就能够让另一半的地方也得到带动——跟着吃肉的喝汤。
所以这才是李思华心中的经济发展的大文章，这才是真正的路径。
她根本不需要地方政府在规划之外，再去花额外的财力，搞什么大建设。规划本身，就已经计算了各种条件下这个城市五年、十年期，根据财政收入、资源禀赋、人口规模等参数，需要达到的建设目标。
在每个城市规划中的工业区，已经考虑了可能的大产业配套需求，中央和计委也会推动各种不同的大工业项目的不同配套产业，落户到这些工业区，这都是有整体考虑的，地方政府需要做的，就是优化自己的投资和服务环境，在工业大企业的选择中胜出。至少很多推动民间发展的产业，例如纺织和服装，只能是各地政府各显神通，争取人家的投资，不过当然要符合国家保护底层人民的政策。
所以市县地方政府负责的，算得上是“岁月静好”，实现每一年的规划目标，兢兢业业做好人民的政府，服务好人民，服务好企业，建立高效的服务体系，办好当地教育。在中央财力+可真正支配地方财力支持下，年复一年地进行不负债的基础设施建设。
在她想来，原时空用了三十年，建起无数高楼大厦和城市设施，但也留下了无数债务，掏空了地方政府和家庭的财力，新时空干嘛要在这个方面去比较呢？我们用五十年建成不可以吗？放慢一些速度，对于财政的压力就会大大减少，能够腾出更多的资本投资在产业上。 ↑返回顶部↑
“这些年我们为什么不允许地方举债？因为钱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要么就是银行印钞，这意味着钞票贬值通膨上升；要么就是搜刮地方财力，让老百姓拿钱出来。通膨上升难道是好事吗？我们近年一直以2.5%为目标，让它稳定下来。至于搜刮百姓财力，当地还有消费吗？”
“我们最后会允许地方政府举债，但第一不可能允许投入非规划国企之外的其它项目，第二主要是投入获批规划的本地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但那是在中央觉得有必要刺激全国经济的时候，而且对地方政府有额度限制和管控。对每个项目都会有严格的审核。至于用这个钱去建设工业园，扯淡嘛。”
“什么县域工业园，就更是扯淡了，10万人的小城镇，就应该盯着一个或两三个特色产业，全力钻研，将之做好做大，能够有1~2家特色产业的地方龙头企业，带动县域，已经是非常好了。至于工业园，谁疯了会到没有人才和资源的县域投资工业？”
“县域地方干部的努力，应该就是做到让特色产业能够追随国家的发展，让本地居民岁月静好，发展工业不是他们的责任。”
“所以我们要坚决打击这种所谓政绩的冲动。国务院必须立即下达重要文件。我们对干部的政绩考核，每一级都不一样。乡寨是粮食生产、农业多元化种植和养殖的产业发展，以及最后反应的人均收入；县域是特色产业的发展，包括效益、趋势和带动人群规模等；标准市则是高标准的规划，以及按照规划所实施的城市和工业建设的质量和效益。”
“所以这种胡乱建设，浮夸性的大跃进，算什么政绩？相反，这就是暴露出来的胡作为的干部，他们根本不懂经济的运行，就想出政绩想升官，以为搞个工业区，搞个大项目，就是政绩了，简直是扯淡！老老实实实施好规划，才是他们的本事和政绩。”
“经济发展是不可能依靠搞个大运动的，又不是一次战役，可以毕其功于一役，这是永续的战争，永远要遵循经济规律。”
邓小平心想这次搞砸了，李总理肯定对他很失望，这让他有点难过。这些年自己做事，怎么就老是与李总理的想法不一样呢？
他也知道，李总理没有针对他个人的意思，她一直是就事论事，但是策略上的各自思维，确实是很不同。他内心不由得叹了口气，还是因为彼此思想乃至行事作风，都不太一致的原因，所以彼此的工作配合，一直不太合拍，李总理对他的很多工作倾向，是不认可的。
李思华其实考虑得深很多，地方这样的倾向，会不断地表现出来，这是中央与地方博弈的事情，因为利益即财政的满足，是永远做不到的，永远都缺钱，财政紧缺才是常态，财政宽松只是货币政策。
在她前世，建国时搞的是苏联模式，中央统收统支，地方就靠打报告争取项目和资金，模式僵化，难以发挥地方的主动性。
后来搞财政承包，地方每年交一个固定数字的税收，结果过了几年，中央穷到要当裤子了，然后朱总理才搞分税制。
分税制下，中央获得的税收比例，比重从之前的30%左右，提升到了55%。有钱了，开始搞大规模基础建设，高铁、高速，港口、机场，都是哪个时代即1990年左右开始的。
但是地方政府没钱了，就开始瞎搞，例如对农村搞三提五统，甚至乱收费，主意还是打在农民头上，三农问题严重化，“一税（农业税）轻，二税（三提五统）重，三费是个无底洞”，就是那个时代，让底层的人民成为牺牲品。
还有更狠的，直接当车费路霸，拦路收费，搞得司机想尽办法绕道。至于找商贩罚款、搞交通罚款，都是小儿科了，反正什么烂招数都使得出来。
这样的情况下，基层政府钱少事多，造成管控能力下降，所以九十年代号称社会最混乱的年代。
这种混乱的解决，一方面是中央加大了对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但更重要的另一方面，则是房地产的兴起，导致地方土地出让金收入的大幅增加，突然，大城市和二线城市，不缺钱了，几十个现代化的区域中心城市，就是这么来的。当然普通三、四线城市在财政上依然是弱势群体，甚至是连续的衰弱。
接下来就是房产、医疗和教育三座大山的形成，城市新贫阶级的出现，绝大部分的资源和资金，最终都跑到了这几十个中心城市，尤其是北上广深这几个一线城市。在他们欣欣向荣的时候，2020年以后的反噬正在酝酿。
整个过程中，地方政府从招商开始，搞土地出让，然后是金融杠杆，太多的一地鸡毛了，最后财政健康的有几个？都是负债累累，反正国家扛，多借一点是一点，很多城市看上去花团锦簇的背后，都是债呀。
李思华对前世的经验教训印象是很深刻的，她也决定新时空必须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她比较相信的是，经济发展，如果从地域上来讲，在全世界都是少数地方的事，其他地区能跟着喝汤就行了。就好像一辆车，发动机只需要一个来提供动力，其他部分的作用就是配合。
所以真正重要的不是每个地方都拼经济，怎么可能做到各种产业在每个城市都蓬勃发展呢？重要的是大产业的发展，而不是地区发展。
例如一个家用电器产业发展起来，就算是以五十年代的货币计算，可能也是上千亿元的产值，类似的汽车、造船、航空、石化、化学、肥料、纺织、服装……，全球至少有几十种千亿乃至万亿级的大产业，让这些产业发展起来，在中国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和市场，这才是真正重要的。
几十个大产业在国内发展成功，那至少一半以上的地方经济，也就得到了坚实的支撑，正常也就成功了。再通过转移支付，加上新时空的“半商业房地产化”得到的土地出让金，就能够让另一半的地方也得到带动——跟着吃肉的喝汤。
所以这才是李思华心中的经济发展的大文章，这才是真正的路径。
她根本不需要地方政府在规划之外，再去花额外的财力，搞什么大建设。规划本身，就已经计算了各种条件下这个城市五年、十年期，根据财政收入、资源禀赋、人口规模等参数，需要达到的建设目标。
在每个城市规划中的工业区，已经考虑了可能的大产业配套需求，中央和计委也会推动各种不同的大工业项目的不同配套产业，落户到这些工业区，这都是有整体考虑的，地方政府需要做的，就是优化自己的投资和服务环境，在工业大企业的选择中胜出。至少很多推动民间发展的产业，例如纺织和服装，只能是各地政府各显神通，争取人家的投资，不过当然要符合国家保护底层人民的政策。
所以市县地方政府负责的，算得上是“岁月静好”，实现每一年的规划目标，兢兢业业做好人民的政府，服务好人民，服务好企业，建立高效的服务体系，办好当地教育。在中央财力+可真正支配地方财力支持下，年复一年地进行不负债的基础设施建设。
在她想来，原时空用了三十年，建起无数高楼大厦和城市设施，但也留下了无数债务，掏空了地方政府和家庭的财力，新时空干嘛要在这个方面去比较呢？我们用五十年建成不可以吗？放慢一些速度，对于财政的压力就会大大减少，能够腾出更多的资本投资在产业上。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