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途实录：启航1926 第72节（2 / 4）
“所以我们要求组织部门，对于此类干部，一律撤销职务，党内警告。组织会给他们一次机会，去参与管理建设好一个乡寨，同样要接受监督和调查。要是这样的小事都做不好，不愿意做，那就退出革命队伍吧。”
“在第二财政和第三财政资本的使用上，中央会出台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做出具体规定和要求。总的原则，是在保障地方建设为主的基础上，要划出一定比例，用于改善民生、扶助弱小、精准扶贫。”
“所以我们的国家理财系统，是未来财政之外，第二个重要的资本系统，中央将建立国家理财中心，总揽这方面的管理和运营。”
“所有包括第二和第三财政在内的收入，我们正在拟定中央与地方的分税制。我们可以简单地由中央获得所有收入，然后再分配给各地方使用。但这显然不是高明的办法，会造成无数的弊端，也会大大地影响很多地方的积极性。所以我们将采取分税制，地方努力发展经济的成果越多，按照分税比例获得的税收也就越多，地方也就越有发展的资本。”
“中央、地方和企业，这是一个三维关系，是未来新中国经济体系的主体，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是，我们的中央和地方，都承担着一定的经济主体的职责，不仅是社会管理，还是资本运营者。明晰和完善这个三维关系，关系到我们发展经济的大局，关系到新中国经济体系的稳定和效率。我们所有从事经济和财政工作的同志，要在这方面下大功夫。”
“我们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未来必然是一种‘战略中央，竞争地方’的经济关系。中央进行战略性资源、战略性产业的管理和运营，地方政府则各显神通，充分利用本地的资源禀赋优势，发展地方特色产业。地方与地方之间，必然会存在某些产业的竞争，因此还要区分良性的和恶性的地方保护主义，既要维护地方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又要建设完成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很多产业，最终会溢出一个地方，而需要全国性的大市场。”
“例如消费品里面的啤酒，难道我们让每个县域，都设立一个啤酒厂？那就是巨大浪费的玩笑了，最终只能是全国都只剩下几个或者十几个啤酒大企业，只有这样的规模经济，才是这样产业的最终归宿。”
“然而，例如某地有一种特色的工艺品，是当地很多群众赖以为生的产业。我们就要谨慎，假设外地某个地方，觉得自己有更好的科技，能够在这个方面竞争，超过原产地，结果组织了这个产业的生产，打倒了原产地的产业，这就是内耗，是无意义的扩张。”
“对于地方保护主义的仔细鉴别，是计委基于经济调查部门调研结果的重要职责，他们需要进行全国性或者全省性的产业协调。不能让每个城市或者县域，都去追求少数几种的热门产业。”
李思华说完关于国家理财体系的问题，话锋一转，说道：
“借着今天这个讲座，我要批评近期在党内和政府中出现的一个现象。”
“革命的原则、政策方针的原则，必须坚持，这是党的铁律。有的同志，怵于斗争，精于调和，这是非常不好的现象。他们碰到一些违反规则的事情，总是怕得罪人，总是喜欢做好人，于是和稀泥，不能坚持原则。以团结同志、团结民主人士的名义，放任党的路线和政策被破坏。”
场内所有人员神情都严肃无比，仿佛一场风暴在降临。
“这些人的人缘，当然因此而好得很，可是党需要这样好人缘的同志吗？我一向认为，一个领导干部，如果有个六七成的同志夸奖他，那是正常的。而超过七八成，甚至没有人说他不好，那这个领导干部，就一定有问题。”
陈云、邓小平神情极为严肃，因为他们知道李力胜同志，很可能是针对他们说的。那个“团结民主人士”当然是有所指。
“如果不敢斗争，不敢得罪人，总是想用调和的手段，用利益交换的手段来达成目的，轻易的妥协，那我们还革命干什么？”
“为什么对于党和人民的利益，可以如此轻松地付出？因为那不是他自己的利益。就像以前我们批评过的所谓民族自治。光明的口号下，牺牲的是自己民族的利益，是中华苗裔的底层利益。这些利益可以轻易地送出，只要交换得到别人的尊崇和一些好话，明明是懒政和对民族利益的不在乎，却还能在一些不知道底细的同志那里，落下手腕灵活能干事的好名声。”
陈云和邓小平都有些坐不住了，李力胜的批评极为严厉，性质升级了。
“我们的手腕尽可以灵活，语言尽可以委婉，但棉里要藏着针，这针，就是我们的原则。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发挥灵活性，都可以调和的。”
李思华没有继续说下去，讲座在极为严肃的气氛中结束了。
李思华的“借题发挥”，很快传遍了整个中央。
主席专门找了李思华，她确实对周恩来和陈云这一系，最近做的一件事极为恼火。
部队在川边，抓了一个刘文辉和刘湘的亲戚，此人表面上是一个与藏区贸易的商人，实际上兼职做奴隶贩子，解放前有一些破产的农民，被他卖到了藏区。刘文辉和刘湘求情到陈云和邓小平处，他们向周恩来汇报请示后，没有对此人进行详细调查，就释放了这个家伙。
有同志当时就觉得不妥，按照已经制定的规则，此人已经证实携带鸦片，触犯了刑律，而且按照新的司法调查程序，是必须搞清楚他所谓的贸易，到底是什么的。所以汇报到了李思华处，她也很不满，安排了专门调查，结果是个奴隶贩子，气得她是一佛升天、二佛出世。所以才有今天讲座的“借题发挥”。
没有参加讲座的周恩来，也觉得很尴尬，事后他专门找到李思华，诚恳地对自己的原则性不强而道歉，李思华最后说了一句：“严肃处理，下不为例！”
接下来周恩来、陈云、邓小平都背了党内的纪律警告处分，党内肃然。李思华还专门派人找到刘湘和刘文辉，严肃地批评了他们，撤去了他们在政府中的咨议职位。
经此一事，李思华对于所谓的“民主人士”，内心更为警惕，十年后的一场风暴，也算是肇因于此。
第119章 雅利安人的支持
5月的一天，美国纽约。
帝国大厦的一间办公室内，唐干林和林景宗两人，正在交谈。 ↑返回顶部↑
“在第二财政和第三财政资本的使用上，中央会出台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做出具体规定和要求。总的原则，是在保障地方建设为主的基础上，要划出一定比例，用于改善民生、扶助弱小、精准扶贫。”
“所以我们的国家理财系统，是未来财政之外，第二个重要的资本系统，中央将建立国家理财中心，总揽这方面的管理和运营。”
“所有包括第二和第三财政在内的收入，我们正在拟定中央与地方的分税制。我们可以简单地由中央获得所有收入，然后再分配给各地方使用。但这显然不是高明的办法，会造成无数的弊端，也会大大地影响很多地方的积极性。所以我们将采取分税制，地方努力发展经济的成果越多，按照分税比例获得的税收也就越多，地方也就越有发展的资本。”
“中央、地方和企业，这是一个三维关系，是未来新中国经济体系的主体，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是，我们的中央和地方，都承担着一定的经济主体的职责，不仅是社会管理，还是资本运营者。明晰和完善这个三维关系，关系到我们发展经济的大局，关系到新中国经济体系的稳定和效率。我们所有从事经济和财政工作的同志，要在这方面下大功夫。”
“我们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未来必然是一种‘战略中央，竞争地方’的经济关系。中央进行战略性资源、战略性产业的管理和运营，地方政府则各显神通，充分利用本地的资源禀赋优势，发展地方特色产业。地方与地方之间，必然会存在某些产业的竞争，因此还要区分良性的和恶性的地方保护主义，既要维护地方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又要建设完成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很多产业，最终会溢出一个地方，而需要全国性的大市场。”
“例如消费品里面的啤酒，难道我们让每个县域，都设立一个啤酒厂？那就是巨大浪费的玩笑了，最终只能是全国都只剩下几个或者十几个啤酒大企业，只有这样的规模经济，才是这样产业的最终归宿。”
“然而，例如某地有一种特色的工艺品，是当地很多群众赖以为生的产业。我们就要谨慎，假设外地某个地方，觉得自己有更好的科技，能够在这个方面竞争，超过原产地，结果组织了这个产业的生产，打倒了原产地的产业，这就是内耗，是无意义的扩张。”
“对于地方保护主义的仔细鉴别，是计委基于经济调查部门调研结果的重要职责，他们需要进行全国性或者全省性的产业协调。不能让每个城市或者县域，都去追求少数几种的热门产业。”
李思华说完关于国家理财体系的问题，话锋一转，说道：
“借着今天这个讲座，我要批评近期在党内和政府中出现的一个现象。”
“革命的原则、政策方针的原则，必须坚持，这是党的铁律。有的同志，怵于斗争，精于调和，这是非常不好的现象。他们碰到一些违反规则的事情，总是怕得罪人，总是喜欢做好人，于是和稀泥，不能坚持原则。以团结同志、团结民主人士的名义，放任党的路线和政策被破坏。”
场内所有人员神情都严肃无比，仿佛一场风暴在降临。
“这些人的人缘，当然因此而好得很，可是党需要这样好人缘的同志吗？我一向认为，一个领导干部，如果有个六七成的同志夸奖他，那是正常的。而超过七八成，甚至没有人说他不好，那这个领导干部，就一定有问题。”
陈云、邓小平神情极为严肃，因为他们知道李力胜同志，很可能是针对他们说的。那个“团结民主人士”当然是有所指。
“如果不敢斗争，不敢得罪人，总是想用调和的手段，用利益交换的手段来达成目的，轻易的妥协，那我们还革命干什么？”
“为什么对于党和人民的利益，可以如此轻松地付出？因为那不是他自己的利益。就像以前我们批评过的所谓民族自治。光明的口号下，牺牲的是自己民族的利益，是中华苗裔的底层利益。这些利益可以轻易地送出，只要交换得到别人的尊崇和一些好话，明明是懒政和对民族利益的不在乎，却还能在一些不知道底细的同志那里，落下手腕灵活能干事的好名声。”
陈云和邓小平都有些坐不住了，李力胜的批评极为严厉，性质升级了。
“我们的手腕尽可以灵活，语言尽可以委婉，但棉里要藏着针，这针，就是我们的原则。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发挥灵活性，都可以调和的。”
李思华没有继续说下去，讲座在极为严肃的气氛中结束了。
李思华的“借题发挥”，很快传遍了整个中央。
主席专门找了李思华，她确实对周恩来和陈云这一系，最近做的一件事极为恼火。
部队在川边，抓了一个刘文辉和刘湘的亲戚，此人表面上是一个与藏区贸易的商人，实际上兼职做奴隶贩子，解放前有一些破产的农民，被他卖到了藏区。刘文辉和刘湘求情到陈云和邓小平处，他们向周恩来汇报请示后，没有对此人进行详细调查，就释放了这个家伙。
有同志当时就觉得不妥，按照已经制定的规则，此人已经证实携带鸦片，触犯了刑律，而且按照新的司法调查程序，是必须搞清楚他所谓的贸易，到底是什么的。所以汇报到了李思华处，她也很不满，安排了专门调查，结果是个奴隶贩子，气得她是一佛升天、二佛出世。所以才有今天讲座的“借题发挥”。
没有参加讲座的周恩来，也觉得很尴尬，事后他专门找到李思华，诚恳地对自己的原则性不强而道歉，李思华最后说了一句：“严肃处理，下不为例！”
接下来周恩来、陈云、邓小平都背了党内的纪律警告处分，党内肃然。李思华还专门派人找到刘湘和刘文辉，严肃地批评了他们，撤去了他们在政府中的咨议职位。
经此一事，李思华对于所谓的“民主人士”，内心更为警惕，十年后的一场风暴，也算是肇因于此。
第119章 雅利安人的支持
5月的一天，美国纽约。
帝国大厦的一间办公室内，唐干林和林景宗两人，正在交谈。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