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途实录：启航1926 第12节（2 / 4）
于他而言，最强的共鸣自然来自于，李思华对于工农联盟而非仅仅工人阶级才是我党根基的思想，而在此理论基础上推导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等一套革命的策略理论，也因此引起了他的极大重视。
他在三月刚刚发表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考察报告》，经过对农村实地的现实考察，他本身的农村革命的思维，正是在这个阶段基本成型的。现在读到了李思华的类似但更严密的农村革命理论，知己之感，使得毛泽东对于农村革命才是正确途径的思想，变得更加坚定。
毛泽东心中暗暗下了决定，一定要尽快在党内推动以农民起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为方向的革命策略。
对于李思华预判汪精卫政府必然背叛革命，他也强烈地认同，他本身就擅长阶级分析。而且不仅是从严密的理论推导，现实中他观察武汉国共合作的现状，也对发展趋势毫不乐观。
想到李思华预测的3个月内汪精卫就会背叛，时间已经很近，他的心思不由有些焦灼，真的会如她预判那样地发生吗？我党无疑正处于高度的危险之中。
这两个多月来，受到李思华预测的刺激，对于国共合作悲观的一些同志，多次要求党中央要对可能的汪精卫背叛革命做出预防。但在陈独秀、张国焘等人的坚决反对下，没有能够形成一致的意见。
有警惕的一些同志例如毛泽东，也只能安排相信自己的一些同志，先做些预警和躲藏的准备，但对于大局，并没有能丝毫挽回。
6月的时候他曾经召集“马日事变”中从湖南出来的同志开会，号召大家“在山的上山，靠湖的下湖，拿起枪杆子保卫革命。”但这都是局部性的。
7月4日的时候，中央政治局常委举行扩大会议，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明确提出了“上山”思想，认为“上山可造成军事实力的基础”。但是并没有获得党中央多数同志的回应。
毛泽东按下心中的焦灼，转移开来自己的思考。他看着小册子封面的作者位置，写的“李力胜”，心里想着，有点古怪的名字，听说还是位女同志，真是厉害啊，她的理论水平，无疑是党内目前所有他知道的人中，都比不上的。而且不爱红妆爱武装，投身革命、亲自建军并能有所成就，实在是位巾帼英豪。
天色渐渐变得昏暗，乌云在天空开始聚集，地面也已经起风，没有那么炎热了，看起来可能要下雨。毛泽东站起身来，感叹了一声：“风雨如晦啊。”
然而原来的历史轨迹，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还是逐渐逼近了那个变盘点。
汪精卫对于我党在武汉的活动已经感到越来越恐惧，他觉得这个城市似乎已经不是国民党的了，而是我党的。我党的那些主张、政治活动，他听在耳里，看在眼里，心里的焦灼与日俱增，反感逐渐向着仇视转变。他并不是一个人，武汉大批的“国民党左派”，正在经历着和他一样的心路历程。两党的分歧开始越演越烈，形势无可转变地恶化下去。
6月，共产国际的一个愚蠢政策，终于成为了武汉国民党已经跃跃欲试“清党”发生的导火索。6月1日，鲍罗廷、罗易将共产国际所谓5月的“紧急指示”，传到了党中央，要求实行土地革命，吸收工农领袖，以充实中国国民党中央，动员2万名左右共产党员，加上5万名工农革命军，组成一支可靠军队，组织革命法庭，惩办反动军官等。
就这样一个按照当时的实际情况，可以说是痴人说梦的荒唐指示，居然被党中央接受了。而且在6月5日，这个指示被罗易泄露给了汪精卫，要他接受共产国际的命令。汪精卫怎么可能接受？当即严词决绝。
这个导火索引燃了武汉国民党“清共”的准备，汪精卫和武汉国民党的高层下了决心，开始磨刀霍霍。他们代表着资本和士绅的利益，怎么可能让一帮泥腿子替代了他们的地位？
而已经有一些党员，开始高度警觉反革命事变的可能性。例如就在6月底，担任汪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的邓演发，离职去苏联。毛泽东也在七月初离开武汉，他将去湖南，实践他“上山闹革命”的新革命策略。
7月14日的晚上，李思华在朝向中山一侧的海边，默默地望着大陆的方向。她知道，明天就将发生震动全国的武汉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汪精卫政府将通过《取缔共产党》案，正式和我党决裂，随即在武汉大肆搜捕我党人员。
她深深地搞到了自己的无能为力。自己营救的这些同志的数量，相对于大革命失败损失牺牲的同志总数，完全是微不足道——在大革命失败后，被屠杀的党员和进步群众的数量，高达三十一万人。而她的反复提醒，以她对这个时代我党领导层的了解，作用恐怕是非常有限的。
她默默地想着：“只有实力才是改变历史的唯一可能啊。”与其哀叹，不如尽快地发展自己的力量，只有实力发展到一定程度，那些熟悉的历史悲剧，才能被改变。
她又望了一眼大陆，那里不是只有黑暗，半个月后的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率领北伐军2万余人，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历史上的我党第一只军队，由此诞生。当然，在这个平行时空，是她建立了我党的第一只军队。而8月1日以后，金秋起义、广州起义，我党志士的反抗，此起彼伏。革命的生机，在这个最低潮的时候，默默地积蓄着、发展着。
淇澳岛人手充足后，基建进度进展很快。2艘海轮的加入，使得物流条件大为改善。海轮一次就可以从中山或者香港，运来巨量的建材、物资和一些辅助器具。良好的条件，就使得基建过程变得简单。
到7月15日，除了新渔村和小学校外，几乎所有其它的工程，都已基本完工，整体基地已经可以投入使用了。就在这一天，全体青壮入驻基地，他们被分配到5个训练场，每个训练场大约六百人左右，而最大的一个训练场则分配了差不多八百人。
曹子卿等军官，会在每个训练场派遣20多名前期比较优秀的战士，作为主要的教官，按照已经形成规制的训练流程，对这些青壮进行110天以上的残酷训练，让他们短期就能转变为合格的军人。
这些青壮，已经从最初的懵逼中，回过了神，他们原来以为是被广东的一家公司招工，是来做工活命的，结果却是来当兵。
不过最初的慌乱之后，就逐渐稳定了下来，毕竟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最初级政治教育，而且不当兵肯定会被赶出去，到哪里去找一口吃的？难道像以前那样，最终被饿死吗？现在这样的好日子，不但吃得饱还能吃得好，家人还被好好安置，当兵算什么？这条命，早就已经卖给主家了，人家让干啥，咱就干啥。
轰轰烈烈的大练兵就此展开。李思华自己则在5个训练场来回跑，基本上每天在一个训练场。
在哪个训练场，她白天就观察士兵的训练状态，不断改善和纠正训练的偏差，并且思索后勤和政治思想工作的改善点和突破点；到了晚上，就由她来主讲政治思想和文化课。
在她培训的时候，其它的教官，都如饥似渴地学习李思华的思想和教育方法，他们现在对于当新兵的教官，心里的底气，其实还是不足的。
7月30日上午某教场。李思华看着站得挺拔端直、又整整齐齐的新兵队伍，心里很有感慨，差不多15天的队列和军令训练下来，这些新兵终于有了军人的初步样子，不再是原来一副叫花子样子的难民了，新的军队在逐步成型。 ↑返回顶部↑
他在三月刚刚发表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考察报告》，经过对农村实地的现实考察，他本身的农村革命的思维，正是在这个阶段基本成型的。现在读到了李思华的类似但更严密的农村革命理论，知己之感，使得毛泽东对于农村革命才是正确途径的思想，变得更加坚定。
毛泽东心中暗暗下了决定，一定要尽快在党内推动以农民起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为方向的革命策略。
对于李思华预判汪精卫政府必然背叛革命，他也强烈地认同，他本身就擅长阶级分析。而且不仅是从严密的理论推导，现实中他观察武汉国共合作的现状，也对发展趋势毫不乐观。
想到李思华预测的3个月内汪精卫就会背叛，时间已经很近，他的心思不由有些焦灼，真的会如她预判那样地发生吗？我党无疑正处于高度的危险之中。
这两个多月来，受到李思华预测的刺激，对于国共合作悲观的一些同志，多次要求党中央要对可能的汪精卫背叛革命做出预防。但在陈独秀、张国焘等人的坚决反对下，没有能够形成一致的意见。
有警惕的一些同志例如毛泽东，也只能安排相信自己的一些同志，先做些预警和躲藏的准备，但对于大局，并没有能丝毫挽回。
6月的时候他曾经召集“马日事变”中从湖南出来的同志开会，号召大家“在山的上山，靠湖的下湖，拿起枪杆子保卫革命。”但这都是局部性的。
7月4日的时候，中央政治局常委举行扩大会议，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明确提出了“上山”思想，认为“上山可造成军事实力的基础”。但是并没有获得党中央多数同志的回应。
毛泽东按下心中的焦灼，转移开来自己的思考。他看着小册子封面的作者位置，写的“李力胜”，心里想着，有点古怪的名字，听说还是位女同志，真是厉害啊，她的理论水平，无疑是党内目前所有他知道的人中，都比不上的。而且不爱红妆爱武装，投身革命、亲自建军并能有所成就，实在是位巾帼英豪。
天色渐渐变得昏暗，乌云在天空开始聚集，地面也已经起风，没有那么炎热了，看起来可能要下雨。毛泽东站起身来，感叹了一声：“风雨如晦啊。”
然而原来的历史轨迹，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还是逐渐逼近了那个变盘点。
汪精卫对于我党在武汉的活动已经感到越来越恐惧，他觉得这个城市似乎已经不是国民党的了，而是我党的。我党的那些主张、政治活动，他听在耳里，看在眼里，心里的焦灼与日俱增，反感逐渐向着仇视转变。他并不是一个人，武汉大批的“国民党左派”，正在经历着和他一样的心路历程。两党的分歧开始越演越烈，形势无可转变地恶化下去。
6月，共产国际的一个愚蠢政策，终于成为了武汉国民党已经跃跃欲试“清党”发生的导火索。6月1日，鲍罗廷、罗易将共产国际所谓5月的“紧急指示”，传到了党中央，要求实行土地革命，吸收工农领袖，以充实中国国民党中央，动员2万名左右共产党员，加上5万名工农革命军，组成一支可靠军队，组织革命法庭，惩办反动军官等。
就这样一个按照当时的实际情况，可以说是痴人说梦的荒唐指示，居然被党中央接受了。而且在6月5日，这个指示被罗易泄露给了汪精卫，要他接受共产国际的命令。汪精卫怎么可能接受？当即严词决绝。
这个导火索引燃了武汉国民党“清共”的准备，汪精卫和武汉国民党的高层下了决心，开始磨刀霍霍。他们代表着资本和士绅的利益，怎么可能让一帮泥腿子替代了他们的地位？
而已经有一些党员，开始高度警觉反革命事变的可能性。例如就在6月底，担任汪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的邓演发，离职去苏联。毛泽东也在七月初离开武汉，他将去湖南，实践他“上山闹革命”的新革命策略。
7月14日的晚上，李思华在朝向中山一侧的海边，默默地望着大陆的方向。她知道，明天就将发生震动全国的武汉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汪精卫政府将通过《取缔共产党》案，正式和我党决裂，随即在武汉大肆搜捕我党人员。
她深深地搞到了自己的无能为力。自己营救的这些同志的数量，相对于大革命失败损失牺牲的同志总数，完全是微不足道——在大革命失败后，被屠杀的党员和进步群众的数量，高达三十一万人。而她的反复提醒，以她对这个时代我党领导层的了解，作用恐怕是非常有限的。
她默默地想着：“只有实力才是改变历史的唯一可能啊。”与其哀叹，不如尽快地发展自己的力量，只有实力发展到一定程度，那些熟悉的历史悲剧，才能被改变。
她又望了一眼大陆，那里不是只有黑暗，半个月后的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率领北伐军2万余人，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历史上的我党第一只军队，由此诞生。当然，在这个平行时空，是她建立了我党的第一只军队。而8月1日以后，金秋起义、广州起义，我党志士的反抗，此起彼伏。革命的生机，在这个最低潮的时候，默默地积蓄着、发展着。
淇澳岛人手充足后，基建进度进展很快。2艘海轮的加入，使得物流条件大为改善。海轮一次就可以从中山或者香港，运来巨量的建材、物资和一些辅助器具。良好的条件，就使得基建过程变得简单。
到7月15日，除了新渔村和小学校外，几乎所有其它的工程，都已基本完工，整体基地已经可以投入使用了。就在这一天，全体青壮入驻基地，他们被分配到5个训练场，每个训练场大约六百人左右，而最大的一个训练场则分配了差不多八百人。
曹子卿等军官，会在每个训练场派遣20多名前期比较优秀的战士，作为主要的教官，按照已经形成规制的训练流程，对这些青壮进行110天以上的残酷训练，让他们短期就能转变为合格的军人。
这些青壮，已经从最初的懵逼中，回过了神，他们原来以为是被广东的一家公司招工，是来做工活命的，结果却是来当兵。
不过最初的慌乱之后，就逐渐稳定了下来，毕竟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最初级政治教育，而且不当兵肯定会被赶出去，到哪里去找一口吃的？难道像以前那样，最终被饿死吗？现在这样的好日子，不但吃得饱还能吃得好，家人还被好好安置，当兵算什么？这条命，早就已经卖给主家了，人家让干啥，咱就干啥。
轰轰烈烈的大练兵就此展开。李思华自己则在5个训练场来回跑，基本上每天在一个训练场。
在哪个训练场，她白天就观察士兵的训练状态，不断改善和纠正训练的偏差，并且思索后勤和政治思想工作的改善点和突破点；到了晚上，就由她来主讲政治思想和文化课。
在她培训的时候，其它的教官，都如饥似渴地学习李思华的思想和教育方法，他们现在对于当新兵的教官，心里的底气，其实还是不足的。
7月30日上午某教场。李思华看着站得挺拔端直、又整整齐齐的新兵队伍，心里很有感慨，差不多15天的队列和军令训练下来，这些新兵终于有了军人的初步样子，不再是原来一副叫花子样子的难民了，新的军队在逐步成型。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