翦商（出书版） 第42节（2 / 4）
战国初期魏国西门豹治邺的史事，呈现的就是新兴官僚政治和民 间传统文化的碰撞。当时邺县还有“为河伯娶妇”的风俗，本质上是 把少女奉献给漳河水神的人祭行为。邺县在殷墟以北15公里，所以 这种风俗很可能是殷商宗教的残余。到西门豹时代，普通的邺县人已 经不愿为祭祀承担如此高昂的代价，只是苦于无法对抗地方精英“三 老”和女巫联手主导的民间权力结构。为此，时任邺令的西门豹表面 上遵循本地宗教理念，实际却找借口把女巫及其弟子和三老先后投入 了漳河，从此，这里再无人敢复兴人祭宗教。11
其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逐渐兴起，开始提倡仁政和爱人。当 时还有制作陶人俑随葬和埋入祭祀坑的习俗，结果遭到孔子诅咒：“始 作俑者，其无后乎！”孟子对此的解释是，孔子讨厌这种模拟用人殉 葬的行为，“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和多数人不同， 孔子的职业是整理上古史的学者，他很可能是在晚年破解了商周之际 的一些隐秘往事，担心用陶俑随葬会唤起人们对人祭时代的记忆。
就这样，伴随着商朝的灭亡，人祭宗教亦逐渐消失。不过，商文 明并非只有人祭宗教，还有一些其他的特质，比如，创造汉字和基于 汉文数字的运算体系，完善夏人的青铜技术，引进西来的家马和马拉 战车，都对后来的中国有着重要的奠基作用。此外，商人还探索了古 中国的诸多地域，甚至研究过人骨的各种利用方式，但随着商朝覆亡, 这种探索精神和技术狂热也消失了，或者沦为被上层社会漠视的末流 小技，在其后的三千年里一直未能复兴。即便作为商王室传人的宋国， 也未能保留这些特质。
商文明很复杂，有着残酷、奔放、奇幻和科技理性等诸多层面, 以及那些我们已经无法认知的部分。只是早在三千年前，它们就已经 被彻底忘却。
注释
1 韩巍：《西周墓葬的殉人与殉牲》，北京大学2003年硕士论文。下文有关西
周初期墓葬的基本信息未注明出处的，皆出自该文，不再详注。
2 天马一曲村遗址为晋国早期都邑，是邹衡先生于1982年首先提出的。
3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文物出版社，1995年。
4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1981—1983年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发掘简报》，《考古》 1984年第5期。
5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口地区文化局：《河南鹿邑县太清宫西周墓的发
掘》，《考古》2000年第9期。
6 参见杨升南《商代的长族：兼说鹿邑“长子口”大墓的墓主》，《中原文物》 2006年第5期。
7 黄展岳：《古代人牲人殉通论》。
8 俞伟超：《铜山丘湾商代社祀遗迹的推定》。
9《左传o昭公十一年》。杜预注：“用太子者，楚杀之为牲，以祭冈山之神。” 10此外，在河南登封王城岗还有一例春秋时期的疑似人祭遗存。一条春秋时期
开挖的壕沟内，有一直径约1.5米的近圆形坑h68,坑底南北两侧分别埋有 一具小猪骨架，北侧猪架上方则是一具呈挣扎状的儿童尸骨。发掘报告认为， 坑中的儿童不像是正常死亡，”是否与祭祀有关，尚待讨论”。参见北京大学 考古文博学院、河南省考古研究所《登封王城岗考古发现与研究(2002— 2005)》，上册，第381页；下册，图版120。在4000年前的龙山时代，王 城岗就已经有了夯土小城和宫殿，并使用了较多的人奠基，h68灰坑则出现 在龙山古城之后约1500年，规模很小，很可能是民间巫师秘密举行的禳祭， 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关于人祭的知识仍在民间悄悄流传。
11《史记o滑稽列传》褚少孙所作增补。虽然秦汉之后的王朝法律已经不允许 猎俘杀祭，但人祭宗教也曾在民间迁延了较长时间。直到汉魏时期，宋襄公 曾经献祭的“次睢”神社仍存在，又被称为“食人社”；也有祭祀者会花钱 雇穷人充当人牲，祭祀时把人牲捆绑在神社前，如同屠宰的牲畜。不过从文 献记载来看，也许汉魏时的人祭只是程序性表演，而非真正杀人、食人。参 见《续汉书o地理志》注《博物记》曰：“县东界次睢有大丛社，民谓之食人社， 即次睢之社。”《艺文类聚》卷五九引《从征记》：“临沂厚丘间，有次睢里社， 常以人祭，襄公使帮子用部子处。相承雇贫人，命斋洁，祭时缚着社前，如 见牺牲，魏初乃止。”
第二十八章 尾声：周公到孔子
自五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晚期以来，黄河中下游静态的部落生活 渐被战乱、征服和群体杀戮打破，华夏旧（早期）文明与国家由此 产生。
从孕育到成熟，华夏旧文明跨越两千年。和同期的其他古代人类 文明一样，它们都属于神权与王权合一、宗教主导的社会。如果一直 延续下去，历史将充斥族群壁垒、杀戮与献祭。
但周灭商后，以杀戮和人祭为特色的华夏旧文明戛然而止，取代 它的，是周公营造的新华夏文明。周公消灭了旧华夏文明及其相关记 忆，打破了族群血缘壁垒，让尘世生活远离宗教和鬼神世界，不再把 人类族群的差异看作神创的贵贱之别。这是华夏文明最彻底的一次自 我否定与重生。
在三千年前的古人类文明中，只有华夏独自走出了神权的掌 控，成为一个“异类”。这是一种过于早熟的世俗文明，一直持续 到今日。
儒家起源与人祭文明
使华夏文明突然转向的根源，是周公一代人无法言说的恐惧，就 像武王周发的惊梦。他们可能都在殷都生活过，不仅目睹了商人的血 腥献祭，甚至兄长伯邑考的惨死。恐惧使武王更加依赖人祭宗教，而 周公则极端憎恨人祭宗教，势必将其彻底灭绝。这是兄弟二人截然不 同的解脱路径。
后世人对周公的认识，有事功和制度文化两方面：事功，主要是 周公辅佐成王、平定三监之乱，为西周王朝奠定开局；制度文化，主 要是周公“制礼作乐”，确立西周的政体，包括诸侯列国分封格局和 贵族等级制度。在考古发现商朝的遗址与人祭文化之前，人们对周公 的理解只能达到这种程度。
但事实上，周公最重要的工作是消灭商人的人祭宗教，以及与之 配套的弱肉强食的宗教价值体系。他不仅阻止了周人模仿和继承这种 宗教文化，也在殷商遗民和东夷族群中根除了它。尤其关键的是，周 公还抹除了与商朝人祭有关的记忆，甚至也隐藏了自己禁绝人祭行为 的种种举措。这是为防止人祭宗教的死灰复燃和卷土重来，也是为掩 盖周人曾为商朝捕俘人牲的那段不光彩的历史。
为了填补人祭宗教退场造成的真空，周公发展出了一套新的历史 叙事、道德体系和宗教理念。这主要体现在《尚书》的几篇诰命中：
一，淡化商人对“帝”的崇拜。在商朝末期，“帝”已经和商王 身份重叠，商王具有“帝”的神性。但周灭商后，王已经不能身兼“帝” 之名号，对周人来说，帝在高高的天庭之上，不会化身为世间凡人。
虽然我们还不能完全确定这个原则就是由周公确立的，但从《尚 书》的几篇诰命可以发现：在对殷商遗民讲话（如《多士》）时，周 公会频频引用上帝的命令来威吓和诱导商人，这是因为商人格外信奉 上帝，只能因势利导；但在对周族自己人讲话时，如册命弟弟周封为 卫侯的三篇诰命，周公却极少谈到上帝，尤其是对族人谈论现实和规 划未来时，他从不动用上帝进行论证，更不涉及其他的神灵。这显然 是一种有意识地“敬而远之”，让现实和神界保持距离。从这些迹象看， 周朝人“疏远”上帝或其他诸神的传统的确是由周公奠定的。 ↑返回顶部↑
其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逐渐兴起，开始提倡仁政和爱人。当 时还有制作陶人俑随葬和埋入祭祀坑的习俗，结果遭到孔子诅咒：“始 作俑者，其无后乎！”孟子对此的解释是，孔子讨厌这种模拟用人殉 葬的行为，“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和多数人不同， 孔子的职业是整理上古史的学者，他很可能是在晚年破解了商周之际 的一些隐秘往事，担心用陶俑随葬会唤起人们对人祭时代的记忆。
就这样，伴随着商朝的灭亡，人祭宗教亦逐渐消失。不过，商文 明并非只有人祭宗教，还有一些其他的特质，比如，创造汉字和基于 汉文数字的运算体系，完善夏人的青铜技术，引进西来的家马和马拉 战车，都对后来的中国有着重要的奠基作用。此外，商人还探索了古 中国的诸多地域，甚至研究过人骨的各种利用方式，但随着商朝覆亡, 这种探索精神和技术狂热也消失了，或者沦为被上层社会漠视的末流 小技，在其后的三千年里一直未能复兴。即便作为商王室传人的宋国， 也未能保留这些特质。
商文明很复杂，有着残酷、奔放、奇幻和科技理性等诸多层面, 以及那些我们已经无法认知的部分。只是早在三千年前，它们就已经 被彻底忘却。
注释
1 韩巍：《西周墓葬的殉人与殉牲》，北京大学2003年硕士论文。下文有关西
周初期墓葬的基本信息未注明出处的，皆出自该文，不再详注。
2 天马一曲村遗址为晋国早期都邑，是邹衡先生于1982年首先提出的。
3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文物出版社，1995年。
4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1981—1983年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发掘简报》，《考古》 1984年第5期。
5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口地区文化局：《河南鹿邑县太清宫西周墓的发
掘》，《考古》2000年第9期。
6 参见杨升南《商代的长族：兼说鹿邑“长子口”大墓的墓主》，《中原文物》 2006年第5期。
7 黄展岳：《古代人牲人殉通论》。
8 俞伟超：《铜山丘湾商代社祀遗迹的推定》。
9《左传o昭公十一年》。杜预注：“用太子者，楚杀之为牲，以祭冈山之神。” 10此外，在河南登封王城岗还有一例春秋时期的疑似人祭遗存。一条春秋时期
开挖的壕沟内，有一直径约1.5米的近圆形坑h68,坑底南北两侧分别埋有 一具小猪骨架，北侧猪架上方则是一具呈挣扎状的儿童尸骨。发掘报告认为， 坑中的儿童不像是正常死亡，”是否与祭祀有关，尚待讨论”。参见北京大学 考古文博学院、河南省考古研究所《登封王城岗考古发现与研究(2002— 2005)》，上册，第381页；下册，图版120。在4000年前的龙山时代，王 城岗就已经有了夯土小城和宫殿，并使用了较多的人奠基，h68灰坑则出现 在龙山古城之后约1500年，规模很小，很可能是民间巫师秘密举行的禳祭， 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关于人祭的知识仍在民间悄悄流传。
11《史记o滑稽列传》褚少孙所作增补。虽然秦汉之后的王朝法律已经不允许 猎俘杀祭，但人祭宗教也曾在民间迁延了较长时间。直到汉魏时期，宋襄公 曾经献祭的“次睢”神社仍存在，又被称为“食人社”；也有祭祀者会花钱 雇穷人充当人牲，祭祀时把人牲捆绑在神社前，如同屠宰的牲畜。不过从文 献记载来看，也许汉魏时的人祭只是程序性表演，而非真正杀人、食人。参 见《续汉书o地理志》注《博物记》曰：“县东界次睢有大丛社，民谓之食人社， 即次睢之社。”《艺文类聚》卷五九引《从征记》：“临沂厚丘间，有次睢里社， 常以人祭，襄公使帮子用部子处。相承雇贫人，命斋洁，祭时缚着社前，如 见牺牲，魏初乃止。”
第二十八章 尾声：周公到孔子
自五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晚期以来，黄河中下游静态的部落生活 渐被战乱、征服和群体杀戮打破，华夏旧（早期）文明与国家由此 产生。
从孕育到成熟，华夏旧文明跨越两千年。和同期的其他古代人类 文明一样，它们都属于神权与王权合一、宗教主导的社会。如果一直 延续下去，历史将充斥族群壁垒、杀戮与献祭。
但周灭商后，以杀戮和人祭为特色的华夏旧文明戛然而止，取代 它的，是周公营造的新华夏文明。周公消灭了旧华夏文明及其相关记 忆，打破了族群血缘壁垒，让尘世生活远离宗教和鬼神世界，不再把 人类族群的差异看作神创的贵贱之别。这是华夏文明最彻底的一次自 我否定与重生。
在三千年前的古人类文明中，只有华夏独自走出了神权的掌 控，成为一个“异类”。这是一种过于早熟的世俗文明，一直持续 到今日。
儒家起源与人祭文明
使华夏文明突然转向的根源，是周公一代人无法言说的恐惧，就 像武王周发的惊梦。他们可能都在殷都生活过，不仅目睹了商人的血 腥献祭，甚至兄长伯邑考的惨死。恐惧使武王更加依赖人祭宗教，而 周公则极端憎恨人祭宗教，势必将其彻底灭绝。这是兄弟二人截然不 同的解脱路径。
后世人对周公的认识，有事功和制度文化两方面：事功，主要是 周公辅佐成王、平定三监之乱，为西周王朝奠定开局；制度文化，主 要是周公“制礼作乐”，确立西周的政体，包括诸侯列国分封格局和 贵族等级制度。在考古发现商朝的遗址与人祭文化之前，人们对周公 的理解只能达到这种程度。
但事实上，周公最重要的工作是消灭商人的人祭宗教，以及与之 配套的弱肉强食的宗教价值体系。他不仅阻止了周人模仿和继承这种 宗教文化，也在殷商遗民和东夷族群中根除了它。尤其关键的是，周 公还抹除了与商朝人祭有关的记忆，甚至也隐藏了自己禁绝人祭行为 的种种举措。这是为防止人祭宗教的死灰复燃和卷土重来，也是为掩 盖周人曾为商朝捕俘人牲的那段不光彩的历史。
为了填补人祭宗教退场造成的真空，周公发展出了一套新的历史 叙事、道德体系和宗教理念。这主要体现在《尚书》的几篇诰命中：
一，淡化商人对“帝”的崇拜。在商朝末期，“帝”已经和商王 身份重叠，商王具有“帝”的神性。但周灭商后，王已经不能身兼“帝” 之名号，对周人来说，帝在高高的天庭之上，不会化身为世间凡人。
虽然我们还不能完全确定这个原则就是由周公确立的，但从《尚 书》的几篇诰命可以发现：在对殷商遗民讲话（如《多士》）时，周 公会频频引用上帝的命令来威吓和诱导商人，这是因为商人格外信奉 上帝，只能因势利导；但在对周族自己人讲话时，如册命弟弟周封为 卫侯的三篇诰命，周公却极少谈到上帝，尤其是对族人谈论现实和规 划未来时，他从不动用上帝进行论证，更不涉及其他的神灵。这显然 是一种有意识地“敬而远之”，让现实和神界保持距离。从这些迹象看， 周朝人“疏远”上帝或其他诸神的传统的确是由周公奠定的。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