翦商（出书版） 第6节（3 / 4）
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都是常用的词，但这两个词的含义并不对等。 青铜器从未完全淘汰石器，它更多体现的是上层人生活的改变，就像 古人发明文字后，社会上的多数人仍是文盲。社会的发展水平往往是 被占人口少数的精英阶层代表的。但我们不能因其数量少而低估青铜， 正是它铸造了华夏的最初文明和第一王朝。
青铜催生文明
“文明”是人类学和上古史学者经常讨论的课题。石器时代的各 种人群现象被称为“文化”，但它并没有严格的定义，只要是人制造 的物品和遗迹都是“文化”，旧石器时代也是文化。中国的新石器文 化主要以陶器工艺和造型分类，因为陶器制造量大，在遗址中最常见 （多是碎裂的陶片，但有些可以拼合），造型特征也最明显。不同地域 的人群使用的陶器不同，由此很容易区分出不同的文化；即便同一个 人群，在不同的时期，陶器特征也会进化，由此还可以细分出时段。 所以中国的考古学者最重视陶器形制研究。此外，不同文化中的玉器、 石器、建筑和墓葬也会各有特点。
比起文化，文明则要高端得多。它标志着人类告别原始状态，和 动物界的距离也更远了，进入可以加速发展、与现代社会一脉相承的 轨道之中。当然,进入文明时代后，以陶器为基础的文化分类仍然存在， 因为它最能反映普通人的生活。
学术界以往对“文明”的界定比较严格，其中有三个关键要素： 城市、冶金技术和文字。按这种标准，商代晚期的殷商阶段属于文明， 因为有可以释读的甲骨文；后来也发现过早商阶段的甲骨文材料，但 极为稀少。总体来说，商代符合严格的文明标准，争议不大。
但商代之前的夏-二里头，缺少文字要素；再早的新石器末期古 国，如石御、陶寺和良渚等，有万人聚居的大型聚落及明显的阶级分 层和宏大建筑，却没有或极少有铜器。这些都不符合严格的文明标准。
近些年，有学者提出了更宽泛的标准，认为只要有大型城邑，或 者叫“复杂社会”，就可以称之为“文明”。它的原理是，大量人群 聚集在一起生活，会形成相对复杂的职业分工和社会分层，这种组织 协作能力是人群继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按照这种标准，距今5000— 4900年前的良渚古国也可以称为“良渚文明”。27
宽泛或者严格的标准各有意义，不必相互否定。但需要注意的是， 符合宽泛“文明”标准的多数古国（4000年之前的）大都在短期繁 荣后凋零了，它们建设“复杂社会”的经验显然不够完善，缺乏长期 发展的能力，而且各古国建成“复杂社会”也都是自发的，相互间少 有传承。当然，古国文明也并不是完全孤立的，有些文化元素辗转在 古国之间传递了下来，比如良渚古国的几种典型玉器就传承到了石昴、 陶寺以至商代：石郎的浮雕游龙变身为二里头的绿松石龙图腾；冶炼 红铜和铸造小件铜器的技术也辗转传递到了新著-二里头。
草蛇灰线，潜流伏脉，这是4000年前古国文明的“传承特点”, 很不明晰。相比之下，夏-二里头与后面的商、周王朝一脉相承，没 有断档。商人征服二里头-夏，接受整个夏朝遗产的过程，在考古成 果里表现得很清晰。
在二里头之前，大型城邑（古国）已经有过若干座，狭义文明标 准的第一项要素已经有了，但不够稳定。二里头的创新是第二项，也 就是青铜冶铸技术，有了它，大型城邑（古国）才能维持和发展下去， 让第一项要素真正确立，并继续发展出第三项——文字。
青铜产业需要更庞大的共同体人口基础和更复杂的分工协作体 系。从采矿、运输、冶炼，到配比合金、制范铸造，需要一系列专门 技术以及众多人员和组织的协作，而这是复杂社会才能供养、维系和 发展的。
中国的铜矿蕴藏较少，青铜器物很难真正普及千家万户，而青铜 对于中国早期国家的最重要意义，恰恰在于它数量少，价值高：青铜 礼器显示阶级差别秩序，而青铜兵器戈、钺和镁对木石兵器有压倒性 优势，王权借此获得武力保障。这是“文明”或者“复杂社会”维持 稳定、避免解体的基础。28
对比之下，石器时代的古国王权，并没有凌驾于民众阶层之上的 武装优势，统治者可以用玉礼器表现自己的高贵奢华，但玉兵器的战 斗力并不能超越石兵器。当良渚、陶寺和石郎这些石器古国走向繁荣 时，急剧加深的贫富差距会导致底层民众揭竿而起，统治阶层和初具 规模的复杂社会也就毁于一旦。
二里头以往的一千多年里，从长江中游、江浙到华北，众多古国 兴起又解体。到三期时，二里头也进入了古国盛极而衰的节点：统 治者豪奢营建，底层人群极度贫困，劳役无休，对立情绪终将引爆。 恰在此时，成熟的青铜技术让二里头得以续命，社会上层继续维持 其统治。
三期之初建设的宫城城墙，保卫的只是居住在宫殿区的上层人群, 而非整个二里头古城。显然，这是二里头内部阶级矛盾的产物。二期 显贵墓葬中没有兵器，显示阶级矛盾还不激烈；三期墓葬却多次发现 铜戈和铜钺，说明上层社会武装程度明显提高，及时发展了镇压底层 社会的能力。
显贵的武装优势也是各种宏大工程的保证。三期聚落面积并没有 比二期明显扩大，表明人口没有明显增长，但宫墙却在此期完工，多 座殿堂也升级换代，青铜冶铸区显著扩大。显然，这是对民众控制力 强化的结果，换句话说，统治者索取的贡赋和劳役更多了。在这些物 质基础上，二里头才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夏王朝。
石器时代古国繁荣难以超过二百年的周期律，就这样被二里头的 青铜兵器破解了。
有限人祭与二元制社会
在龙山时代的华北，人祭和人奠基现象比较普遍。这种风俗也延 续到了二里头，不过从已有的考古发掘来看，二里头的人祭行为并不 算太泛滥：
一，各期的墓葬没有发现殉葬人，也没有事后祭祀和埋入人牲的 现象。和墓地有关的遗迹，只有94h3灰沟有人祭遗存。
二，宫殿区建筑没有发现人奠基，只在d1庭院内发现了五具献 祭尸骨。
三，铸铜作坊f9有用于奠基和献祭的十多具尸骨，旁边的祭 祀坑h99也有两具。从时间上，铸铜作坊的人祭行为出现得更早 （二期），宫殿的人祭行为属于步其后尘。
二里头-夏朝的规模超过以往任何古国，且稳定地存续了近四百 年,而在其中心都邑只发现上述人祭现象，可以说数量是很少的。此外， 二里头遗址整体保存情况比较好，在夏朝覆亡之后，这里一直没出现 过城市，也没有大的河流改道和人为盗掘，遗址很少遭到后期破坏。
考虑到上述因素，可以说，二里头一夏朝的民间虽存在人祭风俗, 但尚未建立以人祭为基础的“国家宗教”，王室统治者的人祭数量并 不比民间更多。
纵向对比，二里头的人祭规模和陶寺古国比较相似，和石明、清 凉寺、王城岗则截然不同。这说明，在华北地区不同的古国-早期文 明中，人祭的繁荣程度有所区别。
从人祭地点看，二里头宫殿区的人祭行为相对较少，东北角的巨 型坑中甚至只用猪祭祀。相对而言，铸铜作坊区的人祭数量较多，形 式也很残酷，有肢解分食现象，而规模浩大的d1宫殿内的人牲数量 尚不及铸铜区的一座厂房。这些区别可能显示了二里头内部不同人群 之间的文化差异：在宫殿区内的居住者中，人祭文化不太流行，而从 事铜器冶铸的群体比较崇尚人祭。
在现代人的观念里，上古的青铜制造业应当在王权的直接控制之 下，但这很可能是借后世的官僚制和君主集权制的运行规则来想象上 古。二里头-夏朝还属于王权肇建、蛮荒未褪的时代，不同行业多属 于特定的族群世袭经营，他们往往拥有较高的自治权。
在宫殿区尚未修筑宫墙时，二里头的手工业作坊区已经建起了围 墙。当时属于二里头二期阶段，铸铜作坊规模还不算大，也没有发现 青铜兵器，那为何要把作坊区的安危放在王宫之前？可能的答案是, 作坊区的围墙是手工业族群自己兴建的，他们需要承担自己的防务, 并且有这种资源和实力。实际上，青铜冶铸者的宗教风俗也有别于宫 殿区，这也是他们族群整体自治的表现。
二里头从未发现大型城墙体系，作坊区和宫殿区有各自独立的围 墙，这种现象被许宏先生称为“大都无城”。它的根源，很可能是宫 殿和手工业族群的二元并立模式：冶铸人群承认宫廷王权的权威，但 自主管理族群。
而且，二里头的青铜技术一直处在封闭之中，几乎从未向外传播。 在近四百年里，二里头之外几乎从未出现成规模的青铜铸造产业，二里 头风格的大件青铜制品（包括礼器和兵器）也很少出现在外地29——除 了一个遥远而孤立的南方殖民地。似乎二里头-夏朝的青铜生产者以 及王室和豪门都把青铜器当成秘不示人的宝物，从不与外人分享、交易。 ↑返回顶部↑
青铜催生文明
“文明”是人类学和上古史学者经常讨论的课题。石器时代的各 种人群现象被称为“文化”，但它并没有严格的定义，只要是人制造 的物品和遗迹都是“文化”，旧石器时代也是文化。中国的新石器文 化主要以陶器工艺和造型分类，因为陶器制造量大，在遗址中最常见 （多是碎裂的陶片，但有些可以拼合），造型特征也最明显。不同地域 的人群使用的陶器不同，由此很容易区分出不同的文化；即便同一个 人群，在不同的时期，陶器特征也会进化，由此还可以细分出时段。 所以中国的考古学者最重视陶器形制研究。此外，不同文化中的玉器、 石器、建筑和墓葬也会各有特点。
比起文化，文明则要高端得多。它标志着人类告别原始状态，和 动物界的距离也更远了，进入可以加速发展、与现代社会一脉相承的 轨道之中。当然,进入文明时代后，以陶器为基础的文化分类仍然存在， 因为它最能反映普通人的生活。
学术界以往对“文明”的界定比较严格，其中有三个关键要素： 城市、冶金技术和文字。按这种标准，商代晚期的殷商阶段属于文明， 因为有可以释读的甲骨文；后来也发现过早商阶段的甲骨文材料，但 极为稀少。总体来说，商代符合严格的文明标准，争议不大。
但商代之前的夏-二里头，缺少文字要素；再早的新石器末期古 国，如石御、陶寺和良渚等，有万人聚居的大型聚落及明显的阶级分 层和宏大建筑，却没有或极少有铜器。这些都不符合严格的文明标准。
近些年，有学者提出了更宽泛的标准，认为只要有大型城邑，或 者叫“复杂社会”，就可以称之为“文明”。它的原理是，大量人群 聚集在一起生活，会形成相对复杂的职业分工和社会分层，这种组织 协作能力是人群继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按照这种标准，距今5000— 4900年前的良渚古国也可以称为“良渚文明”。27
宽泛或者严格的标准各有意义，不必相互否定。但需要注意的是， 符合宽泛“文明”标准的多数古国（4000年之前的）大都在短期繁 荣后凋零了，它们建设“复杂社会”的经验显然不够完善，缺乏长期 发展的能力，而且各古国建成“复杂社会”也都是自发的，相互间少 有传承。当然，古国文明也并不是完全孤立的，有些文化元素辗转在 古国之间传递了下来，比如良渚古国的几种典型玉器就传承到了石昴、 陶寺以至商代：石郎的浮雕游龙变身为二里头的绿松石龙图腾；冶炼 红铜和铸造小件铜器的技术也辗转传递到了新著-二里头。
草蛇灰线，潜流伏脉，这是4000年前古国文明的“传承特点”, 很不明晰。相比之下，夏-二里头与后面的商、周王朝一脉相承，没 有断档。商人征服二里头-夏，接受整个夏朝遗产的过程，在考古成 果里表现得很清晰。
在二里头之前，大型城邑（古国）已经有过若干座，狭义文明标 准的第一项要素已经有了，但不够稳定。二里头的创新是第二项，也 就是青铜冶铸技术，有了它，大型城邑（古国）才能维持和发展下去， 让第一项要素真正确立，并继续发展出第三项——文字。
青铜产业需要更庞大的共同体人口基础和更复杂的分工协作体 系。从采矿、运输、冶炼，到配比合金、制范铸造，需要一系列专门 技术以及众多人员和组织的协作，而这是复杂社会才能供养、维系和 发展的。
中国的铜矿蕴藏较少，青铜器物很难真正普及千家万户，而青铜 对于中国早期国家的最重要意义，恰恰在于它数量少，价值高：青铜 礼器显示阶级差别秩序，而青铜兵器戈、钺和镁对木石兵器有压倒性 优势，王权借此获得武力保障。这是“文明”或者“复杂社会”维持 稳定、避免解体的基础。28
对比之下，石器时代的古国王权，并没有凌驾于民众阶层之上的 武装优势，统治者可以用玉礼器表现自己的高贵奢华，但玉兵器的战 斗力并不能超越石兵器。当良渚、陶寺和石郎这些石器古国走向繁荣 时，急剧加深的贫富差距会导致底层民众揭竿而起，统治阶层和初具 规模的复杂社会也就毁于一旦。
二里头以往的一千多年里，从长江中游、江浙到华北，众多古国 兴起又解体。到三期时，二里头也进入了古国盛极而衰的节点：统 治者豪奢营建，底层人群极度贫困，劳役无休，对立情绪终将引爆。 恰在此时，成熟的青铜技术让二里头得以续命，社会上层继续维持 其统治。
三期之初建设的宫城城墙，保卫的只是居住在宫殿区的上层人群, 而非整个二里头古城。显然，这是二里头内部阶级矛盾的产物。二期 显贵墓葬中没有兵器，显示阶级矛盾还不激烈；三期墓葬却多次发现 铜戈和铜钺，说明上层社会武装程度明显提高，及时发展了镇压底层 社会的能力。
显贵的武装优势也是各种宏大工程的保证。三期聚落面积并没有 比二期明显扩大，表明人口没有明显增长，但宫墙却在此期完工，多 座殿堂也升级换代，青铜冶铸区显著扩大。显然，这是对民众控制力 强化的结果，换句话说，统治者索取的贡赋和劳役更多了。在这些物 质基础上，二里头才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夏王朝。
石器时代古国繁荣难以超过二百年的周期律，就这样被二里头的 青铜兵器破解了。
有限人祭与二元制社会
在龙山时代的华北，人祭和人奠基现象比较普遍。这种风俗也延 续到了二里头，不过从已有的考古发掘来看，二里头的人祭行为并不 算太泛滥：
一，各期的墓葬没有发现殉葬人，也没有事后祭祀和埋入人牲的 现象。和墓地有关的遗迹，只有94h3灰沟有人祭遗存。
二，宫殿区建筑没有发现人奠基，只在d1庭院内发现了五具献 祭尸骨。
三，铸铜作坊f9有用于奠基和献祭的十多具尸骨，旁边的祭 祀坑h99也有两具。从时间上，铸铜作坊的人祭行为出现得更早 （二期），宫殿的人祭行为属于步其后尘。
二里头-夏朝的规模超过以往任何古国，且稳定地存续了近四百 年,而在其中心都邑只发现上述人祭现象，可以说数量是很少的。此外， 二里头遗址整体保存情况比较好，在夏朝覆亡之后，这里一直没出现 过城市，也没有大的河流改道和人为盗掘，遗址很少遭到后期破坏。
考虑到上述因素，可以说，二里头一夏朝的民间虽存在人祭风俗, 但尚未建立以人祭为基础的“国家宗教”，王室统治者的人祭数量并 不比民间更多。
纵向对比，二里头的人祭规模和陶寺古国比较相似，和石明、清 凉寺、王城岗则截然不同。这说明，在华北地区不同的古国-早期文 明中，人祭的繁荣程度有所区别。
从人祭地点看，二里头宫殿区的人祭行为相对较少，东北角的巨 型坑中甚至只用猪祭祀。相对而言，铸铜作坊区的人祭数量较多，形 式也很残酷，有肢解分食现象，而规模浩大的d1宫殿内的人牲数量 尚不及铸铜区的一座厂房。这些区别可能显示了二里头内部不同人群 之间的文化差异：在宫殿区内的居住者中，人祭文化不太流行，而从 事铜器冶铸的群体比较崇尚人祭。
在现代人的观念里，上古的青铜制造业应当在王权的直接控制之 下，但这很可能是借后世的官僚制和君主集权制的运行规则来想象上 古。二里头-夏朝还属于王权肇建、蛮荒未褪的时代，不同行业多属 于特定的族群世袭经营，他们往往拥有较高的自治权。
在宫殿区尚未修筑宫墙时，二里头的手工业作坊区已经建起了围 墙。当时属于二里头二期阶段，铸铜作坊规模还不算大，也没有发现 青铜兵器，那为何要把作坊区的安危放在王宫之前？可能的答案是, 作坊区的围墙是手工业族群自己兴建的，他们需要承担自己的防务, 并且有这种资源和实力。实际上，青铜冶铸者的宗教风俗也有别于宫 殿区，这也是他们族群整体自治的表现。
二里头从未发现大型城墙体系，作坊区和宫殿区有各自独立的围 墙，这种现象被许宏先生称为“大都无城”。它的根源，很可能是宫 殿和手工业族群的二元并立模式：冶铸人群承认宫廷王权的权威，但 自主管理族群。
而且，二里头的青铜技术一直处在封闭之中，几乎从未向外传播。 在近四百年里，二里头之外几乎从未出现成规模的青铜铸造产业，二里 头风格的大件青铜制品（包括礼器和兵器）也很少出现在外地29——除 了一个遥远而孤立的南方殖民地。似乎二里头-夏朝的青铜生产者以 及王室和豪门都把青铜器当成秘不示人的宝物，从不与外人分享、交易。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