翦商（出书版） 第2节（2 / 4）
但近百年来的考古发现告诉我们，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约 6000年前），黄河和长江流域的某些人群已经有疑似的、零星的人祭 行为，后来则逐渐常见。它应该是早期人群的集体宗教行为，而且和 部落间的战争密切相关。
4000余年前，若干地区的新石器人群开始汇聚成早期国家，山 西陶寺和清凉寺以及陕西石窕等聚落遗址的人祭（人殉）规模逐渐变 大，一直延续到夏朝-二里头古国。商朝建立后，人祭行为出现爆发 式增长，到殷墟阶段（约公元前1300—前1046）登峰造极，不仅留 下大量堆满尸骨的人祭坑，还有数千条甲骨卜辞记录。
比如，《合集》32093 :“卯三羌二牛。卯五羌三牛“卯”是把 人或牲畜对半剖开、悬挂的祭祀方式；“羌”是当时的晋陕土著人群,
《合集》32093拓片13
商王祭祀最常使用羌人。“羌”的甲骨文造型是头顶羊角的人，有时 还写成脖子被捆绑甚至拴在木桩上，表示他们已经被俘获。
人祭在商人生活中占多大比重？从参与范围来说，已发现的多数 人祭遗址属于王室，说明它是商朝一种重要的国家宗教祀典。商代人 祭又具有全民性，各级贵族以及有经济承受能力的民众也举行人祭， 比如，从事制陶和冶铜的工匠群体尤其热衷。从殷都各聚落到遥远的 殖民据点，各地的商人部族留下了众多人祭遗存。
还可以尝试对其量化，估算一下被献祭人牲占殷墟总人口的比例。 截至目前，殷墟王陵区发现2000余座历代商王奉献的祭祀坑，已经 发掘约1400座。14 20世纪的发掘工作大都比较粗线条，人骨统计 不太完整，根据2013年对旧坑的抽样核对，每座坑内有十名人 牲。保守起见，即使按平均每座坑埋有五人计，人牲数量也会超 过一万名。16而这还只是王陵区批量祭祀坑中的人牲，王陵中的殉葬 人、王宫区的各种人牲以及殷都各商人聚落的人牲和殉葬人等，因材 料分散暂不列入统计。
先看这一万余名人牲在殷都总人口中的比例。祭祀坑的使用时间 跨度约两百年，在这段时间，殷都累计总人口约一百万。”这样比较， 正常死者和人牲的比例是100： 1。但需要注意，考古已发现的人祭坑 并不等于真实存在过的数量，被后世破坏以及尚未发现的规模无法估 量。所以，我们可以换个方式，用它和殷墟已发现的正常死者（墓葬） 数量作对比。
在殷墟范围内，已发现的正常墓葬约6500座，"代表正常死亡 的6500人，那么，正常死者和人牲的比例是65 ： 100,也就是说，在 65名自由人背后，有100名被杀祭的人牲。当然，100 ： 1和65 ： 100 代表的是两个极端，真实数值应当在这两者之间。毕竟，那是个后世 人难以想象和复原的时代，但即便这样粗略的估测也已经让人心悸。
我们再把视野放宽一点，看看人祭在其他古代人群中的迹象。
很多古人类都有留下用人献祭的疑似迹象，但大都很零散，难以 完全确定，2。只在一些非常罕见的情况下才会留下比较清晰的现场。 比如，希腊考古学家在地中海克里特岛发掘出约3600年前的一座石 砌神殿，里面保留了正在进行人祭的一幕：低矮的祭坛上侧卧着一具 人骨,是名十八九岁的男性，身高1.68米，呈被捆绑的侧身、屈膝姿势, 一把青铜尖刀长约半米，刀尖向上刺入死者胸部。尸骨鉴定显示，死 者的喉咙已被割开，旁边放着的是一个接血的陶罐。殿内还有三具人 骨，其中一名男子三十七八岁，身高l83米，手腕戴精致的石雕印章, 还有一枚铁镶银戒指，估计是主持这场仪式的祭司。可能是因一场突 如其来的大地震，神殿被毁，祭司和人牲被掩埋在了碎石之中。
另外，克里特岛的一座米诺斯文明晚期建筑出土有300多块人骨, 属于一名八岁和一名十一岁的儿童：27块骨头上有着清晰且很深的 刀痕;一起出土的还有带刀痕的羊骨，多件陶器，有些陶杯上绘着神像, 其中一只陶罐里有贝壳、指骨和带刀痕的椎骨。发掘者推测，这是烹 饪献祭后吃剩的骨头。21
除了考古，有些文献中也有古代人祭的遗踪。比如《圣经o旧约》 中就有用长子献祭的记载，虽然这种行为在《旧约》时代已经基本消亡， 但它反映了中东地区的古老风习。
唐代的玄奘法师在印度求法期间，曾被乘船的土著俘获，土著每 年秋天要捕捉一人杀祭“突伽天神”，而玄奘是这次最合适的人选； 不过，玄奘靠他的诵经和传法能力逃脱了这次劫难。他口述的这段遭 遇颇为生动，可能是后世妖魔想吃“唐僧肉”故事的母题：
于林中两岸各有十余船贼，鼓棹迎流，一时而出。船中惊扰， 投河者数人，贼遂拥船向岸，令诸人解脱衣服，搜求珍宝。然彼 群贼素事突伽天神，每于秋中觅一人质状端美，杀取肉血用以祠 之，以祈嘉福。见法师仪容伟丽，体骨当之，相顾而喜曰：“我 等祭神时欲将过，不能得人，今此沙门形貌淑美，杀用祠之，岂 非吉也！”……于是贼帅遣人取水，于华林中治地设坛,和泥涂扫， 令两人拔刀牵法师上坛，欲即挥刃。（《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三）
西班牙人殖民美洲时，阿兹特克的人祭宗教正处在繁荣阶段。阿 兹特克人主要是捕捉敌人敬献给神，献祭者也常分食人牲的肉，有些 西班牙军人被俘之后的下场就是如此——当时的西班牙殖民者给后世 留下了诸多第一手记录。22
殷商的人祭则有甲骨卜辞的记录和考古发掘的祭祀遗迹，这可以 帮助学者识别更早的人祭现象，比如，从新石器到夏和早商阶段，人 祭遗存星星点点，规模都不太大，倘若没有殷商阶段的参照，很多会 被当成特殊形式的墓葬。
同理，借助阿兹特克的人祭记录，可以识别中美洲更古老的玛雅 文明中的人祭现象，虽然规模要比阿兹特克小得多。曾有人怀疑玛雅、 阿兹特克文化和殷商同源，但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它们的人祭形式 大不一样。阿兹特克人祭的仪式感和表演性很强，有高大的石砌金字 塔神庙，献祭仪式在金字塔顶端进行，尸体从台阶上扔下，由观众争 夺分食。此外，玛雅和阿兹特克还留下了一些关于人祭的雕塑、浮雕 和绘画。相比之下，从新石器到殷商，中国境内从未发现用于人祭的 景观建筑。殷商人祭只有甲骨卜辞记载，从未有雕像、铸造、绘画等 艺术表现。殷商和阿兹特克、玛雅共有的文化基因并不多。
古罗马的角斗士产业存在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4世纪，它也有 一点人祭宗教的渊源，但已经发展成世俗的大众娱乐产业，集表演、 展示和景观建筑于一身，是人类文明旁逸斜出的一种现象。
中国古文明的重要特征是实用和低成本，不重视公共参与性。商 王向鬼神献祭的宗教活动也是如此。当然，商人各聚落都有自己的人 祭活动，可以满足民众的参与需求，但这些基层人祭场也没有发现用 于人祭的景观建筑。
历史上，不同文明的刑罚示众活动也有这种区别。欧洲的十字架 和绞刑架富有展示和仪式性，受刑者位于高处，便于被围观；古代中 国有公开斩首示众的司法传统，但没有用于展示的相关建筑设施。
以上人祭宗教及角斗产业的消亡，都源于外来文化的干预。罗马 人后来皈依了基督教，传统的阿兹特克宗教被西班牙殖民者的天主教 所取代，殷商则与之不同：周灭商后，人祭被周人消除，但周人并未 开创一种新的宗教，而是采用世俗的人文主义立场，与极端宗教行为 保持距离，不允许其干预现实生活，所谓“敬鬼神而远之”。这奠定 了后世中国的文化基础。
人祭场之外
周灭商和西周王朝建立之后，人祭现象迅速退场，并从人们的记 忆和文字记录中彻底消失。本书在搜索上古文献的人祭线索时发现, 几乎唯一正面记载过商代人祭现场的，是周文王创作的《易经》，也 就是所谓六十四卦的卦爻辞。
文王周昌曾经在殷都生活，亲历过商王和商人民间的各种人祭 仪式——这些都被他写进了《易经》，不仅有俘虏被屠杀献祭时的种 种惨状，甚至有祭司穿着红色祭服的细节。不过，由于某些特殊的 考虑，文王保留的记录非常含糊，只有借助商代考古和甲骨文才能 解读出一部分。
当然，在《易经》中，文王最关心的课题是如何灭商。但这是 极度危险的，绝对不能言明。《易经》的《坤》卦六三爻曰：“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据文史大家高亨先生考证，“含章” 就是“翦商”二字，所以“含章可贞”的意思是：“翦商之事，可以 通过占卜（贞）来预测。心3故而，《易经》的内容多是文王的翦商谋略， 也正因此，这部分内容最为隐晦。
从龙山时代、夏代（洛阳二里头古城）到商代，是华夏文明的最 初阶段，可以称之为“华夏旧文明”。在周族崛起并灭商后，周公旦 一代人迅速废除了人祭宗教，并抹去了与此相关的文献与记忆，进而 开创了和平、宽容的“华夏新文明”，一直延续至今。
最早对殷商这段尘封的往事进行追索考证的并非现代人，而是 殷商后裔、儒家“六经”的编辑者孔子。孔子离纣王和周公的时代仅 五百年，他编辑的“六经”保存了一些真相,但也有意地掩盖了另一些。 本书认为，这是孔子在探究到真实历史之后做出的决定，他要继续周 公的事业，重塑华夏文明。
根据本书正文所述，人祭行为在华夏文明的起源阶段非常活跃, 这也引出了一个问题：当先民从部落时代走向早期国家和文明起源， 战争和人祭是不是“必要的恶”？没有它们，是否人类就无法进入文 明时代？
在研究殷商的人祭甲骨卜辞时，以色列考古学家吉迪o谢拉赫 (gideon shelach)曾经试图总结人祭繁荣的必要条件。他认为，当早 期人类社会有了一定程度的复杂化，开始形成王权和统治阶层，但统 治体系尚未完全成形和稳固时，统治者需要借用一种强大的机制来维 持其权力，这就是人祭宗教和战俘献祭行为产生的基础。这个阶段， 吉迪称之为“早期国家”或“复杂酋邦”。 ↑返回顶部↑
4000余年前，若干地区的新石器人群开始汇聚成早期国家，山 西陶寺和清凉寺以及陕西石窕等聚落遗址的人祭（人殉）规模逐渐变 大，一直延续到夏朝-二里头古国。商朝建立后，人祭行为出现爆发 式增长，到殷墟阶段（约公元前1300—前1046）登峰造极，不仅留 下大量堆满尸骨的人祭坑，还有数千条甲骨卜辞记录。
比如，《合集》32093 :“卯三羌二牛。卯五羌三牛“卯”是把 人或牲畜对半剖开、悬挂的祭祀方式；“羌”是当时的晋陕土著人群,
《合集》32093拓片13
商王祭祀最常使用羌人。“羌”的甲骨文造型是头顶羊角的人，有时 还写成脖子被捆绑甚至拴在木桩上，表示他们已经被俘获。
人祭在商人生活中占多大比重？从参与范围来说，已发现的多数 人祭遗址属于王室，说明它是商朝一种重要的国家宗教祀典。商代人 祭又具有全民性，各级贵族以及有经济承受能力的民众也举行人祭， 比如，从事制陶和冶铜的工匠群体尤其热衷。从殷都各聚落到遥远的 殖民据点，各地的商人部族留下了众多人祭遗存。
还可以尝试对其量化，估算一下被献祭人牲占殷墟总人口的比例。 截至目前，殷墟王陵区发现2000余座历代商王奉献的祭祀坑，已经 发掘约1400座。14 20世纪的发掘工作大都比较粗线条，人骨统计 不太完整，根据2013年对旧坑的抽样核对，每座坑内有十名人 牲。保守起见，即使按平均每座坑埋有五人计，人牲数量也会超 过一万名。16而这还只是王陵区批量祭祀坑中的人牲，王陵中的殉葬 人、王宫区的各种人牲以及殷都各商人聚落的人牲和殉葬人等，因材 料分散暂不列入统计。
先看这一万余名人牲在殷都总人口中的比例。祭祀坑的使用时间 跨度约两百年，在这段时间，殷都累计总人口约一百万。”这样比较， 正常死者和人牲的比例是100： 1。但需要注意，考古已发现的人祭坑 并不等于真实存在过的数量，被后世破坏以及尚未发现的规模无法估 量。所以，我们可以换个方式，用它和殷墟已发现的正常死者（墓葬） 数量作对比。
在殷墟范围内，已发现的正常墓葬约6500座，"代表正常死亡 的6500人，那么，正常死者和人牲的比例是65 ： 100,也就是说，在 65名自由人背后，有100名被杀祭的人牲。当然，100 ： 1和65 ： 100 代表的是两个极端，真实数值应当在这两者之间。毕竟，那是个后世 人难以想象和复原的时代，但即便这样粗略的估测也已经让人心悸。
我们再把视野放宽一点，看看人祭在其他古代人群中的迹象。
很多古人类都有留下用人献祭的疑似迹象，但大都很零散，难以 完全确定，2。只在一些非常罕见的情况下才会留下比较清晰的现场。 比如，希腊考古学家在地中海克里特岛发掘出约3600年前的一座石 砌神殿，里面保留了正在进行人祭的一幕：低矮的祭坛上侧卧着一具 人骨,是名十八九岁的男性，身高1.68米，呈被捆绑的侧身、屈膝姿势, 一把青铜尖刀长约半米，刀尖向上刺入死者胸部。尸骨鉴定显示，死 者的喉咙已被割开，旁边放着的是一个接血的陶罐。殿内还有三具人 骨，其中一名男子三十七八岁，身高l83米，手腕戴精致的石雕印章, 还有一枚铁镶银戒指，估计是主持这场仪式的祭司。可能是因一场突 如其来的大地震，神殿被毁，祭司和人牲被掩埋在了碎石之中。
另外，克里特岛的一座米诺斯文明晚期建筑出土有300多块人骨, 属于一名八岁和一名十一岁的儿童：27块骨头上有着清晰且很深的 刀痕;一起出土的还有带刀痕的羊骨，多件陶器，有些陶杯上绘着神像, 其中一只陶罐里有贝壳、指骨和带刀痕的椎骨。发掘者推测，这是烹 饪献祭后吃剩的骨头。21
除了考古，有些文献中也有古代人祭的遗踪。比如《圣经o旧约》 中就有用长子献祭的记载，虽然这种行为在《旧约》时代已经基本消亡， 但它反映了中东地区的古老风习。
唐代的玄奘法师在印度求法期间，曾被乘船的土著俘获，土著每 年秋天要捕捉一人杀祭“突伽天神”，而玄奘是这次最合适的人选； 不过，玄奘靠他的诵经和传法能力逃脱了这次劫难。他口述的这段遭 遇颇为生动，可能是后世妖魔想吃“唐僧肉”故事的母题：
于林中两岸各有十余船贼，鼓棹迎流，一时而出。船中惊扰， 投河者数人，贼遂拥船向岸，令诸人解脱衣服，搜求珍宝。然彼 群贼素事突伽天神，每于秋中觅一人质状端美，杀取肉血用以祠 之，以祈嘉福。见法师仪容伟丽，体骨当之，相顾而喜曰：“我 等祭神时欲将过，不能得人，今此沙门形貌淑美，杀用祠之，岂 非吉也！”……于是贼帅遣人取水，于华林中治地设坛,和泥涂扫， 令两人拔刀牵法师上坛，欲即挥刃。（《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三）
西班牙人殖民美洲时，阿兹特克的人祭宗教正处在繁荣阶段。阿 兹特克人主要是捕捉敌人敬献给神，献祭者也常分食人牲的肉，有些 西班牙军人被俘之后的下场就是如此——当时的西班牙殖民者给后世 留下了诸多第一手记录。22
殷商的人祭则有甲骨卜辞的记录和考古发掘的祭祀遗迹，这可以 帮助学者识别更早的人祭现象，比如，从新石器到夏和早商阶段，人 祭遗存星星点点，规模都不太大，倘若没有殷商阶段的参照，很多会 被当成特殊形式的墓葬。
同理，借助阿兹特克的人祭记录，可以识别中美洲更古老的玛雅 文明中的人祭现象，虽然规模要比阿兹特克小得多。曾有人怀疑玛雅、 阿兹特克文化和殷商同源，但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它们的人祭形式 大不一样。阿兹特克人祭的仪式感和表演性很强，有高大的石砌金字 塔神庙，献祭仪式在金字塔顶端进行，尸体从台阶上扔下，由观众争 夺分食。此外，玛雅和阿兹特克还留下了一些关于人祭的雕塑、浮雕 和绘画。相比之下，从新石器到殷商，中国境内从未发现用于人祭的 景观建筑。殷商人祭只有甲骨卜辞记载，从未有雕像、铸造、绘画等 艺术表现。殷商和阿兹特克、玛雅共有的文化基因并不多。
古罗马的角斗士产业存在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4世纪，它也有 一点人祭宗教的渊源，但已经发展成世俗的大众娱乐产业，集表演、 展示和景观建筑于一身，是人类文明旁逸斜出的一种现象。
中国古文明的重要特征是实用和低成本，不重视公共参与性。商 王向鬼神献祭的宗教活动也是如此。当然，商人各聚落都有自己的人 祭活动，可以满足民众的参与需求，但这些基层人祭场也没有发现用 于人祭的景观建筑。
历史上，不同文明的刑罚示众活动也有这种区别。欧洲的十字架 和绞刑架富有展示和仪式性，受刑者位于高处，便于被围观；古代中 国有公开斩首示众的司法传统，但没有用于展示的相关建筑设施。
以上人祭宗教及角斗产业的消亡，都源于外来文化的干预。罗马 人后来皈依了基督教，传统的阿兹特克宗教被西班牙殖民者的天主教 所取代，殷商则与之不同：周灭商后，人祭被周人消除，但周人并未 开创一种新的宗教，而是采用世俗的人文主义立场，与极端宗教行为 保持距离，不允许其干预现实生活，所谓“敬鬼神而远之”。这奠定 了后世中国的文化基础。
人祭场之外
周灭商和西周王朝建立之后，人祭现象迅速退场，并从人们的记 忆和文字记录中彻底消失。本书在搜索上古文献的人祭线索时发现, 几乎唯一正面记载过商代人祭现场的，是周文王创作的《易经》，也 就是所谓六十四卦的卦爻辞。
文王周昌曾经在殷都生活，亲历过商王和商人民间的各种人祭 仪式——这些都被他写进了《易经》，不仅有俘虏被屠杀献祭时的种 种惨状，甚至有祭司穿着红色祭服的细节。不过，由于某些特殊的 考虑，文王保留的记录非常含糊，只有借助商代考古和甲骨文才能 解读出一部分。
当然，在《易经》中，文王最关心的课题是如何灭商。但这是 极度危险的，绝对不能言明。《易经》的《坤》卦六三爻曰：“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据文史大家高亨先生考证，“含章” 就是“翦商”二字，所以“含章可贞”的意思是：“翦商之事，可以 通过占卜（贞）来预测。心3故而，《易经》的内容多是文王的翦商谋略， 也正因此，这部分内容最为隐晦。
从龙山时代、夏代（洛阳二里头古城）到商代，是华夏文明的最 初阶段，可以称之为“华夏旧文明”。在周族崛起并灭商后，周公旦 一代人迅速废除了人祭宗教，并抹去了与此相关的文献与记忆，进而 开创了和平、宽容的“华夏新文明”，一直延续至今。
最早对殷商这段尘封的往事进行追索考证的并非现代人，而是 殷商后裔、儒家“六经”的编辑者孔子。孔子离纣王和周公的时代仅 五百年，他编辑的“六经”保存了一些真相,但也有意地掩盖了另一些。 本书认为，这是孔子在探究到真实历史之后做出的决定，他要继续周 公的事业，重塑华夏文明。
根据本书正文所述，人祭行为在华夏文明的起源阶段非常活跃, 这也引出了一个问题：当先民从部落时代走向早期国家和文明起源， 战争和人祭是不是“必要的恶”？没有它们，是否人类就无法进入文 明时代？
在研究殷商的人祭甲骨卜辞时，以色列考古学家吉迪o谢拉赫 (gideon shelach)曾经试图总结人祭繁荣的必要条件。他认为，当早 期人类社会有了一定程度的复杂化，开始形成王权和统治阶层，但统 治体系尚未完全成形和稳固时，统治者需要借用一种强大的机制来维 持其权力，这就是人祭宗教和战俘献祭行为产生的基础。这个阶段， 吉迪称之为“早期国家”或“复杂酋邦”。 ↑返回顶部↑